【前言】人们常说,年轻就是本钱,但你可想过年轻居然会是负累。近几年,一个新名词“青贫族”开始登上媒体版面,年轻不再是本钱,努力也不一定会换来更高的收入,分分钟还会没工作!
为何年轻不再是争取好生活的筹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社会新鲜人,甚至是年龄介于30至39岁的青年,在消费物价不断攀升的环境,这些年轻人却无法停止对“薪资赶不上物价”的沉痛:万物皆涨,唯有薪水毫无变化。
数据显示,全球年轻人现有平均薪酬,较其他年龄层的劳工来得低。从现实来看,这无可厚非,年龄和就业经验与收入增长呈正面关联,但年轻人与其他劳工的“薪酬折价”却没有国际标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薪酬折价水平最高,在富裕国家的情况最为轻微,但随著时间推移,年轻人薪酬折价的情况却越演越烈。
研究与OECD盈利数据指出,年轻劳工的收入持续恶化。根据11个OECD国家数据,在1996至2006年期间,9个国家的年轻人相对工资(RelativeWage)都出现减少,仅有2个呈现涨势。
目前,这11个OECD国家的年轻人与年长劳工的平均薪酬差距持续扩大,现年轻人的平均薪酬仅有年长劳工的62%,比前期的62%为低。
更令人忧虑的是,2006年OECD就业前景报告显示,在所有OECD国家中,青年获得低薪工作机会的可能性远比年长劳工来得高,几率几乎是年长劳工的两倍。
国际劳工组织在《穷忙族:为何工作不能担保过上体面的生活》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全球各大洲,青年(15至24岁)劳工普遍出现较成年(25岁或以上)劳工更高的“异常贫穷”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全球青年劳工贫穷率接近14%,几乎是成年劳工7%贫穷率的一倍,反映出青年就业素质,甚至是薪酬素质出现严重问题。
与全球数据相比,大马情况也不理想。数据显示,大马年届20至29岁的年轻人2004年就业收入均值为40至49岁就业人士的70%,而年轻人的收入情况并没有随著时间推移有所改善,双方的就业收入均值比例反而在2016年进一步恶化58%。
可惜的是,大马统计局公布的贫穷率,以地区、种族和城乡为主,年龄层并未在统计范畴中,因此我们无从得知青年贫困的实际情况。不过,联合国对我国政府贫穷率显著低估的论述,迫使政府出面说明,连带披露出我国青年贫穷超过总贫穷率一半的消息。
若以官方2016年0.4%贫穷率为准,这意味著青年贫穷率至少达到0.8%,叫人对青年贫困感到忧虑。
懒惰?挑剔?
现实社会往往会对失业者,特别是失业偏高的大专毕业生心存偏见,总爱给他们贴上“懒惰”、“挑剔”等标签,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国库控股研究院特别针对市场对年轻人的2大认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事实绝非你所想。
认知1:年轻人要求高起薪
外界往往将高青年失业率,归咎于年轻人设下“不实际的预期薪酬”,更与许多雇主投诉社会新鲜人要求太高的起薪,但《年轻大马人:从校园过渡至职场》发现许多年轻人现屈就于低技能丶低收入的工作,完全不符合“薪水要求过高”的说法。
报告显示,年轻人在挑选工作时,高薪工排在第四,反而有高达22.7%的年轻人更注重工作稳定或就业保障,另22%则希望能在工作和生活取得平衡,仅有12.5%的年轻人在选择工作时,会以高薪工作为主.许多年轻劳工和求职者说不的薪酬低线,分别为1555令吉和1715令吉,而年轻劳工的月薪均值为1846令吉,远低于雇主所说的2400令吉至3000令吉。
认知2:年轻人对工作选择过于挑剔
青年失业往往与挑剔扯上关系。不过,报告显示,年轻男女在选择工作时并不算挑剔,其中多数大专毕业生为了工作,屈就于低技能工作,部份更在非学习专业的领域上班。
更叫人心酸的是,许多年轻人愿意牺牲理想薪酬来换取工作机会。
1.高技能就业机会不足
青年薪资增长缓慢,甚至是高失业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来自教育过度投资。为了普及大专教育,我国从80年代开始增设大学,私立学院和大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冒起,令每年的大专毕业生持续增长。
数据显示,在2010至2017年之间,我国持有文凭课程(Diploma)和(Degree)的劳工人数每年增长17万3457人,远高于每年净增9万8514个高技能就业机会,这反映出总体经济并未创造出足以吸纳进入职场的大专或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更令人忧心的是,国库控股研究机构调查发现,95%年轻员工现从事低技能工作,其中半数更是资历过高,意味著年轻人虽有高学历,但却缺乏工作机会,只要屈就低技能工作。
国行报告指出,大专毕业生供应充裕,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却相对有限,导致新进员工面对薪酬下行压力,而这恰恰与学历较低者相反。
最低薪金制落实,成功提振近年低技能员工薪酬增长,让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员工们起薪急起直追。随著大学生实际起薪呈跌,初级评估考试(PMR)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实际薪酬分别增长4.6%和2.3%,这样分歧的增长趋势道出了教育收入溢价逐步收窄的严重情况。
若这样的情况放任不管,这可能减低年轻人口追求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并加剧“人才外流”的情况。
2.薪酬追不上通膨
大马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劳工平均薪酬介于6.6至7%,若扣除当年通膨0.88%,实际薪酬增长至少有5.7至6.12%,但为何贫困的青年依旧居高不下呢?
原因在于,实际通膨和我们感受的通膨有巨大的差距。多数人都认为通膨率反映出生活费的增加,但实际上通膨率只捕抓了我们消费的产品与服务的价格起伏,而非所有生活开销相关的价格。
通膨率没把房价算在内
就拿房价来看。我国房价增速虽已放缓,但经过连年的快速增长,高房价和租金已给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带来沉重的开销压力。不过,当前的通膨率却不讲房价纳入计算,根本无法真正反映物价对人民带来的影响。
国家银行数据显示,要想在首都过上普通生活,单身青年最低月薪需要达到2700令吉,但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只有2207令吉,每月都得过上入不敷出的生活,其中住宿是最大的生活开销,可偏偏通膨率并未将高涨的房价纳入计算。
数据显示,多数大马人,特别是年轻人根本无法负担起国内的房价,国内平均新房产价格已高出国人负担能力近48%。
毕业生失业的5大原因
要求不现实的薪水、福利(66%)
对工作或公司选择过于挑剔(58%)
性格、态度或性格不佳(58%)
英语水平不佳(52%)
沟通能力差(49%)
资料来源:Jobstreet
3.生产力低于同侪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薪资和生产力息息相关,生产力的高低决定也员工的薪资水平。
国家银行报告显示,生产力较高的国家,往往拥有更高的薪酬水平。虽然大马生产力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近,但仍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主要是人力资本发展和技术先进程度较低。
在2011至2015年,大马GDP平均增长5.3%,但同期劳工生产力却仅增长1.8%,虽然劳工生产力近年来有所改善,可是仍不足以显著收窄我国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马来西亚生产力机构(MPC)2018/2019生产力报告显示,大马2017年劳工生产力(以每名劳工实际增值计算)按年增长3.8%至8万1268令吉,比较2016年为7万8294令吉。生产力增长归功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9%,同时就业增长2%。总体生产力增幅超越3.7%国家目标,达到第11大马计划(11MP)9万2300令吉目标的88%。
报告指出,若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大马生产力增速虽高于卢森堡、美国、日本、澳洲和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但购买力平价(PPP)价值却远逊对手,因此大马劳工薪水低于其他国家似乎情有可原。
更令人忧心的是,自2015年以来,企业和员工对实际薪酬增长的分歧日趋扩大。国行和企业家对话后发现,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员工薪酬增长已远快于公司销售的产品与服务售价,因此经常将薪酬增幅视为赚益萎缩的主因,自然不愿大幅调高薪酬。
相比之下,劳工则投诉“薪酬增长停滞不前”和生活费居高不下,而这大致反映为何近年来雇主和雇员对工资增长速度不同调的原因。
4.学非所用
除了教育过度投资,导致大学生人力素质良莠不齐之外,随著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学校教育已无法满足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领域需求。
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29万名大专毕业生,但接近20%毕业生无法在6个月内成功就业,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许多毕业生缺乏雇主追求的技能、知识和态度。
国内大型求职网站Jobstreet在2018年展开的调查显示,高达79%雇主认为我国大专毕业生的素质“平平”。雇主们对毕业生抱有高度期待,特别是解决问题、适应能力、英语水平、个人管理,以及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等层面,但偏偏沟通能力、工作态度欠佳和英文能力都是我国大专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
对雇主来说,他们希望找到训练有素的毕业生,以快速地适应工作,而毕业生们也知道自己能力的不足。调查显示,接近80%的失业大学生意识到他们需要进一步培训,而就业准备度不足,促使企业只愿意以低薪聘用,待员工生产力提升后再加薪,从而压制了初次就业者的薪资。
5.行业升级缓慢
国行数据显示,尽管大马总体劳工收入占GDP比重持续攀升,确保经济收入获得更好的分配,但却掩盖不了令人忧虑的领域升级缓慢问题。
分析报告指出,在2010至2017年期间,我国劳工收入占GDP比重虽提高了36%,但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活动重新分配给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各个领域劳工收入比重出现显著增长。
简单来说,在过去7年,批发与零售贸易、食品、餐饮、住宿和建筑业强劲扩张,以及就业稳定增长,带动中低技能的劳工收入比重不断增加,但却摆脱不了低薪的命运。这样的发展反映出高劳工收入比,并不意味著劳工收入增长。
政府在第11大马计划(11MP)放眼劳工收入占GDP比重扩大至38%,但要达成这伟大的目标,我们需要加速企业从劳工密集型转型至资本和知识基础型,以为更多高学历和技能劳工创造更多高薪工作,而非低薪和仰赖劳工密集型工作。
制造业增值比重一路下跌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值占GDP比重从1999年的30.94%,一路下跌至2018年的21.56%,远低于中国的29.3%、韩国的27.23%和泰国的26.92%,反映出制造业的总体经济带来的增值效益持续减少。
创新也是推动经济增值,甚至是转型的主要因素,但世银数据反映我国研发开销虽逐年增长,从2008年占GDP的0.88%一路走高至2016年的1.44%,可仍与日本的3.21%、美国的2.80%、韩国的4.55%和中国的2.13%有不远的距离。
企业未准备好迎接工业4.0时代
更令人忧虑的是,随著全球开始朝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工业4.0时代迈进,但我国企业却还未准备好迎接工业4.0时代。市场情报公司——国际数据资讯(IDC)数据显示,我国仅有15至20%跨国企业落实工业4.0措施,其余仍抱持观望态度,反映出市场仍未为工业4.0做好准备。
大马厂商联合会(FMM)数据显示,尽管自动化口号已喊了15年,但国内制造商自动化程度依旧偏低。截至2019年上半年,509位受访厂商中仅有34%已落实自动化,另有33%准备迎接自动化,远远落后60%的自动化目标。
【结语】解决问题最困难的部份,就是如何找出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现在我们已经了解造成青年低薪和失业的问题,我们该采取何种解决方案呢?我们将在下期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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