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美国正享受着一轮旷日持久的股市繁荣，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我们却有理由相信这些趋势不会持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联储将在通胀压力下收紧货币政策，美国股市面临暴跌风险。

但是，即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经济体的市场泡沫或强劲出口能够持续下去，大多数人也正在经历困难和焦虑。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更不用说系统变革的紧迫性了。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两难境地：要么冒着导致更多新冠死亡的风险保持经济开放，要么实施隔离封锁而被迫摧毁生计。

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经济学家W·基普·维斯库西（W.Kip Viscus）提出，将新冠疫情死亡事件“货币化”，以便更容易在降低健康风险带来的好处与经济失衡的代价之间进行权衡。

全球死亡成本159兆

维斯库西发现，以统计寿命价值（VSL）为衡量标准，2020年上半年，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造成的损失高达1.4兆美元（约5.9兆令吉），世界其他地区为3.5兆美元（约14.7兆令吉）。

虽然美国占死亡人数的25%，但它在全球死亡成本中的份额为41%，因为富裕国家的统计寿命价值较高。

一名美国人的身价为1100万美元（约4609万令吉），而一名阿富汗人的身价仅为37.07万美元（约155万令吉）。

截至2021年底，官方统计全球因疫情死亡总人数约560万，如果对该数据应用同样的衡量标准，死亡成本将达到38兆美元（约159兆令吉），占全球GDP的40%。

如果拿《经济学人》估计的实际死亡人数近1700万人来计算，这个数字将飙升至114兆美元（477.7兆令吉），相当于GDP的120%。

中国处理疫情的取舍方式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选择通过严格的隔离封锁来保护生命，容忍相应的经济下滑代价。

如果中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与美国相同（略高于2.9%），那么中国新冠肺炎死亡总数将达到410万人，而不是官方记录的4849人。

按中国275万美元（约1152万令吉）的统计寿命价值，这将意味着总数达11.3兆美元（约47.3兆令吉）的额外损失，相当于2021年中国GDP的67%。

即使在隔离封锁措施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的表现相对其它国家更好，这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做法有助于降低整体成本。

事实上，新冠疫情的实际代价会高于用统计寿命价值所衡量的成本。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大卫·M·卡特勒（David M.Cutler）根据死亡率、发病率、心理健康状况和直接经济损失估计，2020年美国疫情导致的实际损失为16兆美元（约67兆令吉），相当于GDP的90%。

尽管成本很高，但像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面临的困境，并没有较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那么严峻。

由于巨额债务和有限的借款能力，这些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政策空间来阻止本国经济的下滑。疫苗短缺和薄弱的卫生系统使这些国家更加脆弱。

脆弱国家贫民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IMF）最近警告，由于疫情的爆发，40个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的收入，正进一步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原因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缺乏有效管理或缓解社会、经济、政治、安全或环境风险的治理能力或资源。全球暴力事件已经达到了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到2030年，拥有近10亿人口的脆弱国家的贫困居民，可能占全球贫困人口的60%。

所有这些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最新一期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谨慎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1年的5.5%，降至2022年的4.1%和2023年的3.2%。

这一预测的背后，是新冠病毒变异构成的威胁、不断上升的通胀、与日俱增的债务、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令人担忧的安全挑战。

像维斯库西、萨默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这样的经济学家，可以用货币成本或GDP来衡量政策选择及其后果。

但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道德困境，其争议的焦点之一在于什么时候个人偏好应该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此外，尽管成本效益计算看起来是直观的，但新冠疫情、社会公平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交缠在一起，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最近所说，这场流行病清楚地表明，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来应对当代挑战。

旧的社会契约植根于“创世纪”1：27中的“主宰法典”，上帝说：“让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统治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和地上的牲畜，统治整个地球和一切爬行在上面的生物。”

一起行动或一起灭亡

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授予了同样的权力。1493年，天主教会的发现学说授予基督徒奴役非基督徒并没收他们财产的权利。

1823年，这一学说在美国得到了呼应，当时最高法院裁定，州政府比土著印第安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正如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他的合著者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所揭露：指导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和平等思想是在欧洲人与北美印第安人的第一次接触过程中形成的。

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契约，必须反映塑造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的力量和价值观，包括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全人类的内在价值以及气候变化共同面临的生存挑战。

今天，我们的选择不是主宰，也不是被主宰；而是一起行动，或者一起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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