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后来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绿色马歇尔计划”的“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该计划包括三个目标：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扩大中国的总需求以及提升中国的全球领导力。

与当初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该计划将提供大量商业信贷和投资、政策性贷款以及政府援助。

最近围绕中国主要绿色产业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的讨论给了我启发。

定义存争议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今年4月在与多位北京大学教授的讨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两个忧虑：一是中国产能过剩似乎是政府补贴的结果，二是其规模已大到扰乱国际市场的程度。

一个月后，美国宣布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的决定。

对“产能过剩”的定义可能存在争议。正如一些中国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销售其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就不存在“产能过剩”。因此如果我们把产能过剩理解为供应超过需求的状况，那么就可以用它来为国内和全球背景做区分。

这里涉及三组因素：宏观经济失衡、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相关产业的规模。

“国内”产能过剩是中国整个1970年代后改革时期的特征，因为本国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国内消费量--经常账户的大量盈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决产能过剩的第一步就是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

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当局一直在通过刺激国内消费追求这一目标。

不公平补贴？

而美国人和欧洲人更关注显性和隐性国家补贴，他们声称这些补贴使中国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不公平优势。但一份2022年发表的工作文件指出，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显性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减税和专有许可）在十几个受调查国家中处于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挪威、美国、法国和德国政府的补贴规模。

隐性补贴--即降低的要素成本，则不那么显而易见。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杰伊·尚博在7月发表题为“中国产能过剩与全球经济”的演讲时引用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结果，估计中国的隐性补贴约相当于GDP的5%，是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10倍。

虽然这些数字与我在15年前所做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相近，但尚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者的解读是有缺陷。

禁不规范非法补贴

中国的要素成本扭曲状况不是作为产业战略的一部分而制定的，而是作为一项过渡政策存在，且大部分支持都给了国有企业。

如果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些在国际上竞争的私有中国绿色科技企业正因为这项政策而处于明显劣势。

地方政府面临财困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推出的各种“投资促进项目”还是为私营绿色科技企业提供了隐性补贴，例如减免土地使用费用。因此欧盟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补贴致使中国电动汽车的售价要比欧盟生产的车型低20%。

但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也在迅速减少，部分原因在于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困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已开始禁止这种不规范的非法补贴。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人们对该国产能过剩的影响产生了过度的担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经济政策又往往将投资集中于某些部门和行业。

这可能会让其贸易伙伴遭遇困境。但问题是中国绿色科技行业的规模可能是一个比补贴更严重的问题。

美中都有绿色马歇尔计划

中国确实需要减少国家指导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并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共同繁荣，这就是我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建议的原因。

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也在发达国家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壁垒。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推进自己的绿色发展议程。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7兆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但截至2022年只吸引了544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外国直接投资。”

所幸中国拥有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缺口的技术、产能和资金（商业融资、政策性融资和政府援助），可以借此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促进本国经济，同时巩固其国际领导地位。

有趣的是，在8月底，曾于2021-2023年间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布莱恩·迪塞提出了一个“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并提及中国事实上也在考虑同样的想法。

理想情况下两国可以在这一倡议上展开合作，但即使中美各自推行独立的绿色马歇尔计划，也依然可以大大加速全球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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