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似乎已经准备好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但承诺的结构性改革从未实现。

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今年春季会议表明，当前的全球经济动荡同样无法触发转型改革。

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金融体系时，政策制定者采取了激进的行动来稳定经济。

除了政府对危机中心陷入困境的美国银行进行救助之外，各国央行还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和货币互换措施，大幅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

国际货币体系的合法性，通过将参与决策的主体从七国集团扩大到二十国集团而得到一些改善。

显然，接下来需要进行的是旨在防范未来危机的监管改革。为此，更多的权力被下放到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是一个专注于制定并促进坚实有效的监管、监督和其它金融政策的国际机构。

例如，金融稳定委员会推动实施了提高银行资本金和流动性的监管要求，以及限制总杠杆率的政策。

关键改革遭遇阻挠

但一些关键的改革，包括金融稳定委员会试图将监管扩大，以覆盖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做法，遭到了金融界的抵制与阻挠。在美国，危机后曾经实施的更严格的监管制度随后被削弱。

与此同时，支撑全球经济的大规模货币扩张带来了新的风险，长期的超低利率鼓励了短期投机，助长了资产泡沫，却没能提高长期生产率。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调研，从2000年到2020年，全球总资产增加了两倍，导致全球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价值目前达到实体资产的两倍。此外，金融部门和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进一步上升，加剧了不平等。

现在，一系列新的冲击，包括新冠疫情、不断上升的通胀和利率、以及乌克兰战争等因素都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动荡。

国际货币事务和发展政府间二十四国集团指出，最紧迫的挑战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债务困境、疫苗权益不均、通货膨胀飙升、以及不断上升的金融稳定风险。

应对这些紧迫挑战的全球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零散碎片化的。

例如，去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批准了相当于6500亿美元（约2.84兆令吉）的特别提款权（SDR）国际储备货币的一般分配。

这大幅度增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源，但全球对其储备资金的需求却呈指数级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克里斯塔琳娜·格奥尔基耶娃在最近的会议上承认，全球60%的国家，包括至少2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债务负担超过其GDP的50%，正经历或面临债务困境。

俄乌战争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这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打击尤为严重，形势势必进一步恶化。

阿根廷、埃及、黎巴嫩和斯里兰卡已经在与国际货币基金进行紧急援助谈判。

至于乌克兰，国际货币基金已经提供了12亿美元（约52亿令吉）的紧急资金，但该国每月至少需要50亿美元（约218.5亿令吉）来维持其经济运转，这还不包括任何战后重建。

“紧急”“重要”大不同

本质上，“紧急”和“重要”并不是一回事。有一些更为关键的结构性改革问题，在等待国际货币基金及其最强大的几个利益相关方来回答。

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或许是：二战后设计的以美元为基础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能否继续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在二战后较为和平的时期，包括紧张的冷战时期，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无疑很好地促进了全球化、国际贸易、金融化和全面增长。

但它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技术革新、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长期人口变化、以及日渐升级的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复杂挑战。它完全没有考虑在一个多极世界秩序中运作的场景。

世界各国期待并被许诺的是一个中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但由一个全球霸主发行的稳定的储备货币来作为保障。但是，随着美元通过制裁它国而武器化，很明显，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变得远离中立，并充满矛盾。

此外，美国不再是令各国信服的全球霸主。世界秩序现在似乎注定要分裂成两个集团，而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国家安全结构、供应链、技术和金融体系。

一币独大六不稳定

无论如何，正如伯纳德·斯诺伊和奥普尔在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当任何单一国家的货币充当全球货币时，至少会伴随六个方面的不稳定因素：环境、经济、社会、金融、政治和意识形态。

建立一个更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向真正的全球货币转变。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SDR）一揽子储备货币是最明显的候选者，它在2010年得到了“皇家宫殿倡议（Palais-Royale Initiative）”的支持。

但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不会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变成一个具有超主权货币发行权的准世界中央银行，因为这将侵蚀美国的“美元极度特权”。

即使没有任何其它国家的货币可能在短期内取代美元，还有另外两个途径可能削弱美元作为支付和价值储存手段的主导地位：数字货币和基于非美元的支付系统的创建和扩展（以取代Fedwire、SWIFT、欧洲清算银行等以美元为基础的系统）。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看来不可持续的。

我们要么现在就改革它，要么等待一场灾难性的危机来迫使我们做出行动，如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那样规模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债务危机、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全球大萧条、以及大国之间爆发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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