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星期五起，瓶装食用油不再获津贴，省下津贴转为现金援助B40个人和家庭，而肉鸡和鸡蛋顶价原先也议决根据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而浮动，但后来以减轻人民的通胀压力为名，议决已被撤回。

我们该如何看待类似的政策更动呢？有人说，那证明大选就快要来了，首相在讨好选民，尤其是收入低、陷贫困的马来选民。

但在民主体制下，哪有不假选民利益之名的政策决策，所以大选与否，政府从来都不曾间断过现金援助配套，更何况政治因素果真是唯一考量的话，继续津贴瓶装食用油，让所有选民在关键时刻无条件受惠应该更符合大选经济学。

既不全然是政治，那就关乎于津贴换援助的经济效益了。

没有零代价政策

先说顶价与津贴。由于市价顶价都低于去政府干预下的市场价格，需求量难免会相对地高，而供给却因为利润受压挤而减少，因此政府就必须给予生产津贴，补偿利润损失，确保生产诱因以满足增大的市场需求。

如此看来，顶价兼津贴机制无疑是个惠民政策，既可以减缓人民生活压力，也可确保生产依然有利可图。奈何，世上从来没有零代价政策。人为地压低价格所带来的需求扩大，结果引来了结构性败坏。

白糖津贴让过半大马人口面对肥胖问题，为东南亚之最；水费津贴让大马每日人均用水量，远超联合国基于水供可持续性所建议的水平；燃油津贴让大马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名列全球30大。

市场价格作为诱导资源有效运用的机制，因津贴遭到破坏。而且，还有两个经济元素促使顶价兼津贴机制往往好心做坏事，生产成本暴涨是其一。

津贴机制容易失焦

当下的粮食危机源自俄乌战争，小麦、玉米、葵花子等原料的短缺导致原材料价格暴涨，粮食供应因而出现成本上涨的问题。然而，国内顶价不被允许做相应调整，随之而来的就是供应短缺之危，毕竟挣不了钱的生意没人做。

需求的价格弹性不一是其二。由于基本生活开销几乎占尽低收入群体的全部收入，需求的价格弹性极低，几乎都无福消受因为津贴，所以价格相对低廉的其他商品，而这些津贴益处往往都去了中高收入群体的口袋里。

食用油津贴如此，汽油津贴亦然，津贴机制容易失焦。

政治凌驾经济效益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津贴换现金援助的经济合理性。既然津贴机制容易失焦，那就取消津贴，或者把津贴范围缩小至只有低收入群体才会使用的劣等财，然后把省下的公共资金，直接现金财援所需群体，让他们依各自所需决定如何使用援助。

可以想象的是，这样的机制转变不会止于食用油津贴，从白糖津贴到汽油津贴都将会逐一走上这一条路。但浮动顶价机制被撤回的事故却又再一次提醒，政治考量往往凌驾于经济效益之上。

哪怕浮动顶价机制有助于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利，随改革而至的经济效益能让更多人受惠，但如果代价是让老百姓当下吞咽肉鸡价格通胀之苦，那无疑是割老百姓的肉来喂政策改革，老百姓可是会用选票做出反应的。

消费税的起落，就是经济效益不是政策改革全部的最佳写照。

当经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谁还会在乎遥远且模糊的经济效益。如果改革实践不了，经济效益说得再满，最终也只能落空收场。

所以，无论是津贴改革还是税务改革，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必须给予等视，否则，改革之路注定要走一步，退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