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化浪潮，在二战以后席卷东亚，创造了日本神话及东亚奇迹，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经济发展更是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地向现代化迈进。

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成长报告所鉴定的13个取得永续且普惠性增长的经济体当中，9个就来自于东亚及东南亚，即我们熟悉的日韩中港台及新马泰印，如今也占了全球购买力平价GDP的30%。

由于日韩中港台皆属儒家文化圈，而华商也是东南亚经济的主干，人们难免不问，东亚经贸强盛也许是儒家文化使然。

美国当代影响力最大的政治理论家之一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就是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作者，曾如是说：“韩国人注重节俭、勤勉、教育和服从纪律。加纳人却不一样。这就是差别。”

李光耀在1994年接受法里德.扎卡利亚那（Fareed Zakaria）刊登在《外交》的访问时谈起“亚洲模式”也说，东西方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社会关系于前者乃家庭的延伸，对后者而言却是独立操作的。

既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一切的“公”（即社会与国家）都源自于自身的修养和家庭的教育。

因此，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家庭注重节俭、勤劳努力、孝顺、忠诚等美德，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家庭价值观也就必然延伸到社会其他关系，促成林林总总以地方、氏族或血缘为名的关系网，仿佛一个大家庭，彼此关照。

所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儒学，更多是杜维明所谓的儒学之道第二期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向往“内圣外王”，对北宋理学家程颢那“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学”来说，体会了内在于万事万物以及人性之中的“天理”，就能掌握“天理”在人间社会制度的具体表现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

这是儒家伦理圈里以“私”推“公”的传统基础。

伦理价值能贯穿千年？

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经典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就讲述了意大利中央政府在1970年代初进行制度改革，放权给15个地方政府。

既然同源同宗同地理环境，地方治理效果本应一致，结果却大相径庭，原来根本原因可追朔至12世纪，那些曾经组织自由城市的区域，由于经历过参与式民主，对于公民合作及公共治理累积了社会资本，所以千年以后，制度改革效果更佳。

以此为鉴，回看儒家伦理文化圈，儒家伦理价值也同样能贯穿千年，影响着不仅是社会相对单元的日韩中港台，也包括社会更为多元复杂的新马泰印？

按最新公布的《全球价值观调研》来看，显然并非如此，有些发现更是对我们惯性以为的儒家价值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举个例子，家庭固然如儒家伦理所言为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因为各调研地近乎100%的受访者都完全信任或大概信任家庭成员。

但“老吾老”并没有“人之老”，近乎80%的韩国、日本及中国受访者，是完全不信任或大概不信任其他宗教信仰的人，那些可是儒家文化大国啊！

反之，超过一半的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及香港的受访者，却能完全信任或大概信任其他宗教信仰的人。

节俭忠诚不再是标杆

而且儒家伦理圈最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如今在现代家庭眼中，似乎并不值得一提。

当受访者被提问，有哪些价值观是孩子在家庭教育里获鼓励学习的，认为节俭是个美德的，一律不过9%，而勤勉这如斯重要的儒家观念，认为很重要的日本、台湾及马来西亚受访者比例，竟然仅有7%或更低，而比例最高的中国也不到15%。

至于忠诚/服从，比例完全不超过4%，一般上刻板以为服从文化最严厉的日本和韩国，比例却是最低，分别仅有0.6%及1%。

看来文化价值观并非完全如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描述那般，是个稳定及统一的价值取向。

儒家价值伦理既然不再是“天理”的主要内容，那么儒家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及制度建设的意义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