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三五”规划不同于以往之处，中国安邦智库（Anbound）曾从宏观环境和形势方面简要分析。

“十三五”不仅要求思路和方向上有所突破，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都需要有所创新。

在过去以发展为主线的传统做法中，涉及总量的内容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结构性内容往往缺乏份量。

比如，产业、财政等重大问题，在五年规划中往往只是有一席之地而已，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和规划。

与中国相同的是，马来西亚也同样将会在2016年开始另一轮的五年计划，即第11大马计划。

第11大马计划也是马来西亚向高收入国目标冲刺的关键五年计划，如何完善地规划这五年计划，将是大马政府与相关部门必须关注的事项。

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财政规划无论在中国还是大马的国家五年规划中的角色太弱。

在过去的规划中，不论是国家级规划，还是各级地方规划，财政因素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约束力，不管此前的预算如何，财政实际上“沦为”各种强势投资发展计划的钱柜子，只有支出功能，没有规划和调控功能。

流于形式

由于各级政府相对忽视财政约束，因此突破财政预算的事常有发生，财政应该有的宏观控制功能也流于形式。

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在各地的调研中也看到，地方发展中突破财政约束的情况更为普遍、更加严重。

中国当前面临的形势变化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中的行政力量推动虽然依然重要，但外部社会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正不断增大，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也正在发生变化。

因此，五年规划中必须考虑更多因素和更大范围，财政的宏观控制能力就是五年规划应该大力加强的内容之一。类似的情况实际也反映在大马的经济发展上。

即使在市场经济之下，也需要财政的宏观调控。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中，财政是政府经济的核心，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总量的职能部门，也是弥补市场资源配置缺陷的重要手段。

理论上，财政调控在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应该有重要地位，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如此。

系统化制度征税

就中国而言，未来强化财政在国家经济中的控制能力，就需要为国家五年发展算出一份财政大账，提供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

对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发展规划，财政要从价值形态上加以管理和控制。

比如，国内很多领域都会提出五年发展规划，很多规划实际上就是建设投资规划（如铁路、公路交通等）。

但许多领域年年投资建设，仍年年缺钱。

从部门来看都有理由，但从财政来看就是一笔糊涂账，缺多少钱？为什么缺？需补多少？并不清楚。

同样的，大马也需要在未来持续强化国家财政的控制能力。明年4月起落实的消费税制，将考验着政府的财政监管能力。

如何完善地征收相关的税率，如何明确与正确地使用与分配相关的税收，都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制度。

除了税收以外，多项政府倡议的大型基建设施发展项目，能否如期完工，并在限定的投资金额下完成，也都需要监控严密财政能力。

否则，一切弊端还都将停留在稽查报告的“揭秘”而已。

透明化分配资源

对于亚洲许多国家而言，财政问题从来就是一个复杂问题。

理论上，财政预算应该涵盖所有的政府财政活动，但长期以来，这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大量的非税收入和政府支出都游离在财政预算之外。

在多年面向公共财政改革后，中央大力反腐和简政放权改革的强势推动下，使得以财政预算实现政府财政活动全覆盖成为可能，这也加大在五年规划中加大财政控制力的可能性。

真正的公共财政应该是透明的财政，是一种有约束作用的财政制度安排。

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对公共财政资源的争夺和分配，也应该成为国家经济与政治民主中的正常节目。

有利国家治理

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强化财政因素在宏观上的控制力，使其成一种真正的硬约束，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软约束。

在未来，财政问题涉及财政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涉及到债务发行与管理、涉及到税收政策调整与税制改革、涉及到产业投资方向、涉及到政府和部门收费制度的改革，甚至还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等等。

由此可见，增加财政的宏观控制力，对中国与大马未来的国家治理有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财政不应该只是政府发展经济的钱柜子，它应该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malaysia@anboun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