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诗人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热爱乡村生活，喜欢与大自然共处而讨厌城市的喧哗嘈杂。

诗人曾写过“上帝造乡村，世人造城镇（God made the country and man made the town）”的名言，意思是淳朴的乡村是神圣、天然的，而熙熙攘攘的城镇却是人造的假物。

或许在21世纪的今天有很多人对民风质朴、与大自然为伍的小乡村感到向往，但是城镇化的趋势，在世界不少国家是免不了的。

中国非凡的经济繁荣，和城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在1950年里，有13%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到了2010年时，城市人口比例已经增长到45%；有学者预测到了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占全民的60%。

现在全世界100个最大的城市当中，就有25个位于中国。

棘手课题伴随而来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任后曾表示：“城市化不仅能促进消费和投资，能创造工作岗位，而且还能给农民直接带来财富”。

的确，城镇化可以刺激消费、投资需求，同时也能制造更多就业机会，不过，城镇化作为一股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力量，牵连着不少棘手的问题。

对城镇化的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三个部分，即城镇管理、安全与生活成本。

和世界主要大城市一样，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中心的高点上放眼望去，除了鳞次栉比的建筑物，还有密密麻麻的人流与车辆。

当一个城市“车多、人多、房子多”了以后，面临着城市管理的问题是必然的。

中国的城市不仅只是像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还有其他不少二、三线城市，当中所牵涉的各类规划问题，如力求经济效益投机房地产而导致浪费土地、城市规划中缺乏公众参与、严重环境污染等，在各个城市都的程度都不一样。

城镇化三大争议

当地政府在承担的城市管理职能方面，往往是力有不逮。

虽然中共《十二五规划》提到“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以及随后推出雄心勃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当中涵盖一些规划确实能带来积极的效应，不过土地征用、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看来还是无法获得全面性、持久性的解决方案。

其次，中国城镇房价的攀升，也是令人深感头痛的问题。

以四川省的西昌为例，这个人口只有73万人的县级城市，房价已经飙升到每平方米8000元（约4705令吉）左右，其他一线城市的房价的高昂更不用说了。

根据《证券日报》的报导北京竞拍式卖学区房子，房价更是日暴涨超过80万元（约47万令吉）的惊人数目。

高涨的房价，实际上牵连到各个方面，不但居民的购房压力大，因为商店租金变得越来越昂贵，当地生活成本也会随之提高。

接着，城镇的安全也是居民口中最常提到的议题之一。

摊开报纸，不难发现中国不少城镇的新闻包括了“端州闹市凌晨多人持刀砍人”、“安徽一男子蒙面持刀抢劫”、“南山盗贼拉车门抢包”这样的字眼，读者看了也不免会叹息治安败坏。

大马城镇化问题犹在

这里所提到的三个主要问题，事实上不少国家也面对相似问题。上面列出的种种问题，相信不少马来西亚人都觉得仿佛是在形容自己的国家。

马来西亚人也同样地有令人不满意的城市规划、不方便的公共交通、负担不起的房屋、令人忧心的治安问题。

而以巴生河流域为主，政府将以1720亿令吉打造的“大吉隆坡计划”，同样地不能提供完全有效的解决方案。

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全球城市史》（The City:A Global History）中，将历史上所有伟大城市的共同点归结为三点：神圣、安全与繁荣。

这表示一个城市必须具备软体、硬体两方面的建设，以及人文素养，才能被视为真正伟大的城市。

无论是中国还是马来西亚，城市管理的失灵、不考虑公众的声音，只会加剧城镇的混乱、贫富的分化，进而威胁居民的安全。

虽然古柏说“世人造城镇”，但是城镇的问题足以影响居民的生活、思维，以及国家的经济前景，说“城镇造世人”也不为过，因此城镇规划者所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malaysia@anboun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