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至2011年,大马资本市场规模在10年里增长近2倍,从7410亿令吉跃至2兆1200亿令吉。
熬过了97年代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资本市场得以扩大;而看管资本市场的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逐步摆脱初创阵痛期,走向更高深的规格。
证监督会配合成立30周年发布的《大马资本市场: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本刊在此继续摘录和整理。这期让我们来看看2000年代至2010年代大马资本市场何以壮大……
“总是有人来找我,想了解为什么对他们采取执法行动,真是太‘顽皮’了。我拒绝见他们任何一人。”
——丹斯里莫哈末诺尤索
丹斯里莫哈末诺尤索(Md Nor Yusof)在2004至2006年担任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主席,任期虽短却主持了不少重大事项,例如见证大马交易所挂牌上市。
2“闻名”行动
同时他采取大量执法行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追捕罪犯”。《大马资本市场》作者叙述,莫哈末诺尤索在2005年的两项“闻名”行动就是起诉涉嫌操纵股票的泉景发展公司(Fountain View Development Bhd)和Suremax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士。
同年,证监会采取了民事执法行动,以保护这两家公司的受害投资者的利益。那两年证券相关法令的执行框架得到大幅加强,得以采取更有效的行动,以对付进行不当行为的公司。
尽管做事雷厉风行,莫哈末诺尤索觉得证监会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该保持灵活,不应僵化。
早年是银行家的他,尝试以全方位视角去看待和证监会接触的人,并试图拓展旗下人员的视野,成为更好的监管者。
“市场需要监管,否则缺乏竞争力和效率。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度监管,否则会导致行政和中介等成本增加并减低效率。”
股市应国际化
他认为,如果一个市场要被认为是健全、有吸引力的和可投资的,就需要符合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
证监会当时允许了5家外国股票行和5家外国基金管理公司在大马经营,致力使市场国际化。
资本市场科技崛起
同时间,互联网和技术开始应用广泛,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证监会因此在2004年发布“与单位信托相关的网上交易和网上活动指南”。
当时莫哈末诺尤索认为,市场交易因技术而越来越迅速,证监会作用就是促进这方面的发展。
他指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其中,他们才是身在市场里的人。监管机构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进行监管,两方要一起努力。
“唯有研究全球走势,才能在正确的时间获得正确的知识。仅依靠内部资源远远不够的,大马的公司也必须利用世界的资源。”
“我们努力争取,资本市场的犯罪者应得到更多处罚。这是一个挑战,当时人们对市场犯罪严重缺乏认识,因为这与谋杀、绑架和武装抢劫不同,市场罪行的严重性被低估了。”
——丹斯里查丽娜
丹斯里查丽娜在2006至2012年担任证监会主席,是至今唯一的女主席。
《大马资本市场》作者叙述,查丽娜的座右铭是透明度和问责,理念是必须言行一致,自己要先树立榜样。
她认为,如果不解决治理标准,就无法维持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市场信心低迷多年。
严惩不当市场行为
“必须制止许多不当和不公平的市场行为……许多人说,证监会干预度增加,资本市场不再令人兴奋。但若不这样,又如何赢得投资者的信心呢?”
查丽娜提到当年艾力斯公司(IRIS)的股票被市场操纵,存在过度投机的交易模式。
她回忆,尽管大马交易所发出多次警报,但依然有人在扰乱秩序。和交易所商讨后,他们所把艾力斯列为“指定股”(投资者必须以现金交易该股)。
“当时我接到来自四方八面的电话,询问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但别无选择,因为市场操纵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
她强烈认为必须介入并阻止,向操纵者传达一个信息:“让他们停止”。
“当然,指定某股票后会产生一些影响,但证监会考虑的是长期未来。能支撑市场的,唯有优质的企业、产品和中介服务。”
再伸长鞭子
查丽娜还发起与警方和大马公司委员会(SSM)的三方会议,讨论证监会调查期间发现的其他犯罪案件处理。她解释,那时证监会的管辖权仍非常有限,只能起诉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中的虚假陈述等证券犯规行为。
“如果公司董事作弊、误导、诈骗并造成不当损失,我们没有强制执行权,而是由警方负责刑法下的犯罪行为,公司委员会则负责公司法的违规事项。”
此外,证监会参与修订一些法令,以便能够起诉那些让公司造成损失的董事和管理人员。
“例如2007年资本市场和服务法令(CMSA)修正案,增强了我们加强投资者保护和市场诚信的能力。之后还引入了民事执法,好能够把资金归还投资者。”
Swisscash诈骗案
2009年,证监会处理了当年最大宗的“Swisscash网络投资骗局”,据称该计划骗了全球投资者高达8300亿美元。
“证监会查实后封锁了该网站,并提起民事诉讼、冻结账户和指示将海外资金转回大马,成功从两名被告处收回了3100万令吉,然后分配回给投资者。”
查丽娜感慨,证监会一直致力让那些在资本市场犯罪的人得到更多处罚。然而那是一个挑战,因为当时人们对犯罪的严重性缺乏认识。
“这与谋杀、绑架和武装抢劫不同,罪行的严重性被低估。我们希望法院对市场犯罪的惩罚更重,才能有效威慑,不仅仅是罚款。”
证券案特别法庭
小投资者辛苦赚来收入和养老金,却因为购买了违规公司的股票、因为某公司董事或管理层的欺诈等不当行为而损失惨重,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证监会案件往往处于次要地位,有时几年都没有审理,因为其他刑事案件被优先处理。这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利影响,看起来我们保护不了投资者。”
证监会因此和时任首席法官丹斯里海达尔讨论设立证券犯罪特别法庭的可能性,专门法庭最终得以建立,资本市场的案件能得到适时审理。
查丽娜任主席时,还接手了组织转型计划,但她发现过程阻力很大。
“想要转型时,必须一步步迈出,不是渐进式跳跃。新的或革命性的想法必须出现。这意味着‘颠覆’,迫使人们离开舒适区,遭受的阻力是巨大的。”
转型不只是证监会内部运作和系统,还包括所有审批流程,例如IPO流程、缩短上市时间等等。
“当时,IPO的处理时间可能长达6至8个月。重新设计后,大型股的处理时间缩短为一个月,其余为3个月。当然,这取决于所提交的材料是否充分。”
她说,起初大家对于改变有相当大的抵制,尤其是20多年前,人们对标准作业流程效率事项并不理解。
“当有切实成果时,业界才逐渐认同,员工也看到了新方式的价值,而利益相关者会更满意。”
第二任证监会主席拿督阿里阿都卡迪提出了第一份大马资本市场大蓝图,而查丽娜成为实施的人,那是她觉得最大的挑战之一。
该大蓝图有152项提议,包括发展债券市场、基金管理行业、伊斯兰资本市场等新兴市场、治理和框架。
“令人振奋的是,到2010年底,只剩下两项还未实施,其他的都进行了,并且制定了第二份资本市场大蓝图!监管和发展将更加自动化和国际化,还包括跨境活动。”
她指出,按照资本大蓝图一路走下去,大马资本市场能有规则地扩大。截至2011年底,规模已比前10年增长近2倍,超过2兆令吉。
当时,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来看,我国债券市场是亚洲第三大本币债券市场,仅次于日本和韩国;而伊斯兰资本市场从2001年的3450亿令吉增长至2011年底的1兆1600亿令吉。
2007至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但我国没有像其他市场般糟糕,也没有遭受像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时的冲击。
查丽娜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大马在之前的10年里已实施了重大改革,加强了监管框架,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机制都准备好了。
不止这样,那时证监会启动了监督信用评级机构(CRA),提高应对系统突发事件的应对程度。此外还成立审计监督委员会,对上市公司等实体的审计师进行更有力的监督。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了收缩,但危机前和期间所做的许多工作,帮助大马避免了最严重的全球蔓延,资本市场有序地适应了全球事件。”
证监会在2011年发布公司治理蓝图时,纳入了一项新要求,即上市公司的董事部女性比率要达到30%,却没想到历时十多年才达标。
“原本2016年是目标日期,我们觉得众企业应该有时间筹备。却没有预料到许多公司抵制,或对此表现冷漠。”
那几年证监会和交易所多次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部讨论,鼓励企业增加女性比率。“可是他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去哪里找到这些女性?’”
为了让这些董事部信服,证监会甚至建立一个数据库,登记了有能力的女性董事部候选人名单。
经过多年推动,百大上市公司才终于在2023年5月达到30%的女性人员比率。
查丽娜认为,这不仅仅是数字的问题,所有董事部必须致力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
“那是一段艰难的旅程。这就是改变,而改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IMF和世界银行的评估员非常难应付,但最后他们认可我国所做的事情,包括系统风险管理,对方认同我国完全合规。”
——丹斯里蓝吉阿吉星
丹斯里蓝吉阿吉星(Ranjit Ajit Singh)在2012至2018年担任证监会主席。具有金融教学和经济研究背景的蓝吉阿吉星,1994年即入职证监会,从经济主管做起,几乎参与了证监会所有大型项目。
他接任主席后的一个月,大马接受了“全面金融领域评估”考验。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联合评估的,而证监会担起了这个任务。
“那是一项极具挑战和严格的工作,因为合规门槛已经提高,大马是首批接受这种评估的国家之一。”
他说,为了该评估,他们练习了整整一年,聚集IMF和世界银行的人员和许多外部专家,一起研究各种标准,包括国家金融体系、监管框架、是否符合国际原则及实施是否有效,都彻底进行了审查。
“我们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回应IMF和世界银行的人的强烈质疑并让他们欣赏。”
结果,大马资本市场被评估后的水平为92%,这是当时新兴市场甚至任何市场里最高之一。
“那些评估员非常难应付,但最后他们认可我国所做的事情,包括系统风险管理,对方认同我国完全合规。”
蓝吉阿吉星任期内,有两个新领域脱颖而出——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市场。
“如今,可续性(Sustainability)主题以各种名称出现,例如环境社会治理(ESG)或可持续金融。但在2012年,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却步。”
他坚信可续的资本主义必须成为主流,而监管机构要解决当中的重大事项,包括环境风险、收入和财富差距等社会不平等课题。
“证监会推出各种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举措,并与交易所、业界及地区同行合作,更因此推出了SRI伊斯兰债券框架。”
他的另一项“新兴”工作,是为资本市场制定数字市场策略。尽管这是新领域,但证监会要走在更前沿一些。
“我们采取一些大胆的步骤来推动,例如为数字市场提出监管框架,使大马能够有序提供一系列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这激励了一批新的年轻企业家带来创新产品,透过股权众筹(ECF)、点对点融资(P2P)融资和机器人顾问进行。他指出,这连带着金融科技的解决方案也得以逐一实现。
“但我们需要确保投资者充分了解风险,明白所投资的内容,才不容易上当受骗……唯有知情的投资者,才是受保护的投资者,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传达了这一信息。”
在此期间,证监会继续加强公司治理框架,包括修订公司治理准则。
“我们渴望为大马建立一个高质量的企业董事协会。我的职场前辈兼导师——丹斯里查丽娜担任了主席,他们做得非常出色。”
他还推动机构投资者委员会成立,希望在股东主义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这两项努力都是为了确保市场纪律,维持监管能力和市场自律。证监会始终要扮演资本市场桥梁及监督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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