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表明将进一步拉低该国利率，令该国货币里拉犹如断了线的风筝直线暴跌。里拉呈自由落体般地下跌，通胀率猛涨。

埃尔多安坚持认为，这是黑势力在兴风作浪，为此他宣布要跟高利率主张者作斗争。

埃尔多安早前曾形容高利率是“魔鬼”，认定高利率伤害了该国的经济，而降息将有助于拉低通胀。

过去2年半，埃尔多安已撤换了3名央行行长，10月中旬又开除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3名反对减息的成员。

此举导致里拉进一步下挫，从今年初的7.7里拉兑1美元，暴跌至目前的12.87里拉兑1美元，前后贬值多达40%！

这主要反映了政治干预，左右央行的利率决策，导致投资者陷入恐慌，惊慌抛售里拉。

里拉的暴跌也导致该国今年10月的通胀率按年急升20%。早在去年12月，该国通胀率已高企于14.6%。

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往往会抑制其进口，因为进口商品将变得更加昂贵。

相反的，货币贬值却有助于促进出口，这将有助于该国家纠正其经常账项的弱点（如果有的话）。

政局不明朗拖累

回头看大马，令吉近期也持续贬值。截至去年5月，令吉汇率从2018年4月的3.89令吉下滑至4.36令吉，贬值约11%，部分原因可归咎于大马经济积弱的走势。

另一部分因素，则是国内政局不明朗，市场担心这可能会影响我国政策大方向。

令吉汇率过后稍微反弹，但截至最近仍保持疲弱，处于4.20令吉水平。

尽管原产品价格扬升和全球芯片荒或推高大马近几个月出口表现的因素，但我相信，令吉汇率疲弱也居功不小。

事实上，大马今年9月和10月的出口按年增长约25至26%，表现强劲，一洗之前7月只按年增长5.1%的颓势。

7月份出口增长偏低，是受到我国6月实行全面封锁影响。

今年首10个月，大马出口按年劲扬25%，归功于全球供应链中断、疫情和封城锁国期间累积的被压抑需求，以及令吉疲弱。

相对之下，去年首10个月，我国出口按年萎缩3%。

大马今年9月至10月的进口额也按年劲扬27至28%，但这主要是由半制成品进口扬升推动，而这类进口占总入口额约55%。半制成品进口是用来生产电子与电器等外销制成品。

进口受抑制

货物转出口的强劲增长也是进口额扬升的一大主因。所谓转出口，是指进口货物在未经我国加工的情况下，直接再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这类进口占大马总入口额23%。资本财货和消费品的进口也出现增长，但没有那么强劲，这显示我国的进口受到抑制。

我相信，部分原因是令吉疲弱，令舶来品变得更昂贵。这减弱了消费者购买外国货的意愿，迫使企业和商家们推迟他们的投资计划。国内经济疲弱，也或多或少抑制了国内需求。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冠病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并重创全球包括大马经济。

令吉疲弱压低进口也反映在我国的贸易盈余上。今年首10个月，我国贸易盈余膨胀至2030亿令吉，相较于去年同期为1470亿令吉，而2012至2017年期间年均贸易盈余为880亿令吉。

贸易盈余太多其实未必全然是好事，就大马情况而言，这反映国内投资疲弱，这是因为在令吉疲弱下，企业和商家们可能已展延投资（反映在进口资本财货偏低）。如果企业和商家没有作出新的投资（不包括出口领域），这或将影响大马未来的经济增长势头。

令吉疲软并非好事

无论如何，大马未曾采取压低汇率来提振出口和抑制进口的政策。

国家银行前副总裁丹斯里林西彦曾在其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应该管理好国家经济，不应对令吉疲弱可提振出口感到高兴。

事实上，过去令吉大幅贬值，明显的反映我国没有妥善的管理经济。

他当时的文章是针对令吉汇率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的2.50令吉暴跌，发表其看法。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吧。20年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处于8.28人民币兑1美元。

人币升值30%

今天，人民币币值已大幅升值30%，至6.37人民币。

20年前，我们可以46仙兑换1人民币，但今天，我们需多花40%，用66仙换得1人民币。

美国一直施压中国让人民币加速走强，但中国汲取了日本的教训，采取本身的方式让人民币逐步走强，好让该国的出口有时间对货币走强进行调适，该国经济也可持续增长，不会因此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