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栏上一篇文章提到，大马近年的贸易盈余大增。事实上，有关盈余主要来自商品贸易，这包括2020年的330亿美元，以及今年首9个月约300亿美元。

除了原产品价格飙升，我相信，令吉疲弱拉低了进口（因为舶来品变得更昂贵），也是贸易盈余大增的一大主因。

商品贸易录得的庞大盈余，意味着作为一个贸易国，我国从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赚取了可观的外汇收入。

在收到有关出口收入后，大部分出口商会把所得的外币卖给银行，而银行过后将把多余的外币（若有）转卖给国家银行，换取令吉来进行业务。

另一方面，进口商则将向银行购买外币，来结算进口账单，而银行本身的资金若不足以应付这些外币需求，则会向国行购买来迎合需求。

最终，大部分的外币最终将落到国行手中，这将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积累作出贡献，而外汇储备大部分是外汇。

国行放宽外汇管制

然而，随着国行放宽外汇管制措施，允许出口商持有部分出口赚取的外汇收入，以降低经商成本后，一些出口商可能会把部分外汇收入存入本身的银行户头，以供日后用途。

事实上，大马的外汇储备去年扬升40亿美元，于去年底达到1080亿美元，而今年首9个月再上扬70亿美元，于9月底达到1150亿令吉。

然而，如果我们扣除国际货币基金（IMF）从去年8月为数5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今年首9个月的外汇储备增幅其实只有区区20亿美元。SDR不是一种货币，它以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及英镑一揽子货币为基础来计价。

基于去年来自商品贸易的盈余数额更大，因此我认为，今年首9个月我国所积累的外汇储备并不够多。那么，那些钱（外汇）去了哪里？

外汇去哪儿了？

这是因为，我国或将把大部分的盈余用来支付国内的外国服务，例如保险和船运、电信和顾问费用。我国一直在服务方面面临赤字，因为我们来自外国的服务（服务进口），比我们为外国提供的服务（服务出口）来得多。

同时，我国在这期间也面对收入流入的赤字。这主要是来自股息付款，因为国内的外来直接投资（FDI）宣布派息，并把这些股息汇出大马。尽管我国也从海外获得股息收入，但这笔钱不足以抵消FDI汇出国的股息付款。

此外，我国也面对工资流出赤字，因为国内有人数庞大的外劳，同样的，这些外流的资金，多过海外工作大马人的工资总收入。

无论如何，部分付给外劳的工资其实并非坏事，因为为我国赚取大量外汇的出口货品，有很多是由外劳生产，或有他们的功劳。

出口商贡献不少

在扣除这些付款或外流资金后，大马去年从商品贸易录得的盈余将只剩下140亿美元，而今年首9个月只剩下90亿美元，而这两笔钱将被记录为我国的经常账项盈余。

这些钱部分会存在银行，因为出口商选择把外汇存入银行，供未来之需。

这反映在银行的外币存款上，其中去年增加了30亿美元，今年首9个月更倍增60亿美元。我相信，大部分是来自出口商。

经常账项以下的数据，就是进出大马的资本，这也会影响国行的外汇储备。

这些资本包括FDI和外资在股票和债券的组合投资，以及外债（若有）和大马在海外的投资。

这些资本的流入和外流，将记录在我国的金融账项。

外资撤退令吉低迷

我国金融账项去年面对180亿美元的赤字，隐喻我国面对资本净流出。

这笔资本净流出主要来自外资组合投资从大马股市撤走的资本，除了归咎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国内政局变数也加剧了外资撤离。

今年首9个月，金融账项面对的外资净流出已大量减少，主要归功于大量外资组合投资流入本地债券市场，也许是被我国债券相对较佳的殖利率所吸引。

金融账项面临的资本流出，进一步缩减了经常账项的盈余数额，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幅很少。

国行的外汇储备增幅不大，也意味着令吉的需求偏低 ，这解释了为何这期间，令吉汇率的基本面相对疲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