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税务改革（下篇）

当今世界的趋势，是从直接税转移至间接税，即降低直接税的税率，提高增值税（VAT）/消费税（GST）税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截至2020年杪，全球逾160个国家已实行VAT/GST。

大马直接税税收（包括公司税、个人所得税、石油收入税、印花税及产业盈利税）合占2016至2020年政府税收总额70%（2010至2015年合占75%），2016至2020年其余30%税收来自间接税（例如销售与服务税（SST）、出口税、进口税、投注与彩池税及博彩税等）。

在2010至2015年期间，这些间接税税收合占政府总税收25%。

促进增长与投资的税务改革方式，是聚焦于中和性、经济增长及税务系统的绩效，将税务对商业与个人决策影响降至最低点，不会扭曲资本的配置，以及不会过度阻碍或降低经济的生产能量。

有关税务系统，须避免扭曲投资决策与消费者选择的模棱两可诠释、豁免及漏洞。

至关重要的是，在确保财务永续性的同时，尽量减少和平衡对家庭和企业的过度或高税收负担。

本地公司及外资跨国企业普遍被一个稳定和可预测、且有效和透明化执行的税务系统所吸引。

边际税率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税率比起其他国家，是否对商家和投资者具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恐加剧外资出走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高度资本化及人力流动率很大的世界，商家和企业可选择在任何国家投资，以优化扣税后的投资回酬。

人才则可以寻求通过较低税率，犒赏其工作努力的地方就业。

若大马的边际税率比区域国家过于偏高，投资者料将流失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和投资则料将面对不利冲击。

因此，我们需从向聘雇与商业活动征税，转向消费征税。

消费税范围宽广

基于相比GST，SST并非一项征税基础广泛的税制，这导致我国出现172亿令吉的税收缺口，这个数据是从2017年我国从GST取得的443亿令吉税收，以及2019年从SST取得的271亿令吉税收，常年化计算所得。

当经济开始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复苏，如今是时候考虑重启GST以取代SST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介于3至4%的较低税率开始，然后在国家经济和商业情况允许时，逐步的调高税率。

为确保GST顺畅的推行，并减轻中小型企业和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建议将更多日常基本必需品列入零税率清单，为注册GST的中小企业设立较高的征税门槛，以及通过采取严谨措施，有效和快速的进行GST退税，最终将退税予安全的GST账户，而且只进行退税，而非其他任何用途。

GST将可消除因商家蓄意不注册而导致的税收漏洞，并加强政府的税收。

加强投资

在加强投资方面，降低公司税税率（更简单及透明化）会比提供特别税务减免或奖掖来得更有效。

当政府更多基于酌情处理和主观的合格与呈报要求，来提供税务与财务奖掖时，与其自动和目标性的要求，他们可以消除寻租行为及依据审批程序提供有关奖掖，杜绝滥权行为。

降低公司税税率和解除不同领域和行业有差异的税务对待方式，将减少投资者在作出投资抉择时的潜在税务导致的扭曲现象，从而加强投资的素质。

大马现有的企业家精神、收入和资本市场发展，尚不能仿效富有的发达国家，实行资本收入相关的税务。

落实资本利得税（CGT）和富人税，将与降低资本收入与财富税率的国际趋势背道而驰。

基于大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和先进国家相提并论。

我们的当前急务应是保持成本竞争力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配合国内直接投资，一起刺激我国富生产力的生产能量。

资本利得税适得其反

向从资本赚取的财富与收入征税，例如征收资本利得税，将降低储蓄与投资的意愿，从而大大打击国家在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长期前景。

向累积财富征税的结果将是适得其反，将打击创新和企业家精神、鼓励资本外逃和规避。

尽管资本利得税将扩大政府的税收来源，通过把更多投资资产纳入征税范围，提高政府的税收，但它也将依赖股息和资本获利的真诚长线投资者带来负面影响。

一旦实行资本利得税，原本已边缘化大马股市的外资组合投资和机构投资者将进一步远离马股，针对上市股票交易征收资本利得税，也将大大降低大马作为股票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和竞争优势。

因为比起没有针对股票交易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市场，例如新加坡、香港、纽西兰和菲律宾（个人），大马将相形失色。

由于资本利得税增加投资的边际成本，这类税收无疑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

提高生产力

削减个人所得税中的边际税率，将犒赏个人在工作上付出的各种努力和提高生产力、留住人才及扭转人才外流的现象。

大马当前的税制有太多的个人所得税税阶及较低的所得税征税门槛。结果，赚取高收入的个人，很快就触及较高的征税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