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发生经济危机时,都会曝露结构性的弱点和障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新思考、改革和重组的机会,以实现更好和永续的经济韧性。
冠病疫情爆发后,当经济复苏且经济状况更加稳定时,各国将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以维持持久的复苏,并建立对强劲复苏的信心。
对大马而言,过度和没有必要的监管要求、执照制度,以及联邦、州和地方当局之间不协调和不一致的法规、补贴、选择性的市场保护,已被鉴定为需要解决的障碍。
我们须努力检讨各项政策与条规,并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减少监管障碍、提高市场效率、确保政策透明度与确定性,并保持更好的增长前景。
改变公共领域的工作方式(公共交付服务)和促进私人领域与企业的政策,被视为提高生产力、增加投资、创造熟练与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更大的贸易开放、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及增强金融韧性,提高国内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
大马有限的财政空间,日益需要我们聚焦于更广泛的税收改革与开销合理化,这不仅要重建强大的财政缓冲,还要加强财政永续性。
在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之际,绿色增长政策是促进强劲、更永续和包容性增长所需的结构性改革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奖掖,更好的利用自然资源效率来释放新的增长引擎、减少浪费和能源消耗、应对环境压力、刺激对绿色商品、服务与科技的需求,以及通过绿色税和消除对环境有害的补贴来调动收入。
短期痛苦长期受益
实施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是时机、顺序(渐进式或大刀阔斧的方式)、初始经济与商业状况,以及权衡结构性改革对更广泛的经济(社会、企业与商家、各领域)的影响。
虽然短期内,经济改革往往不受欢迎、痛苦,并给某些行业带来阵痛,但从长远来看,改革可能会为经济带来实质效益。
針对目标弱势家庭的临时救济措施,可以局部缓解短期的痛苦。与此同时,政府必须加强全面的社会安全网,以将结构调整的代价降至最低。
例如,从目前的全面补贴,改为有针对性的补贴,有助于减少浪费和提高价格效率,并将有限的预算资源,重新分配给各个富有生产力的领域,例如基本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医疗保健、教育和交通。
针对性的补贴及现金发放,将减缓物价和生活成本上涨对弱势家庭的冲击。
取消价格顶限和管制以及产品市场自由化,可以促进良性竞争,让买家有更广泛的选择来进行知情的购买,以及激励企业进行投资,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税收基础的扩大、补贴合理化、开销规模的调整,以及更好的监管和有节制的财政开销(最大限度地减少泄漏和浪费性的开销)将有助于降低财政赤字,并遏制政府债务与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上升。
政府对财政永续性与信誉的承诺,将赢得公众、投资者和评级机构对政府财政计划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实现其承诺的能力,例如能进行税收改革、补贴合理化和开销重整计划。
提高劳动生产率
政府可以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市场改革,例如降低关税和竞争限制、放宽监管和合规成本,以及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创造更有利于商业的投资与经营环境,可以提高投资和生产力。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人口老化,对医疗保健系统的需求将会更大。大马仅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2.59% 用于公共卫生开销,低于中上收入国家占GDP约4至5%的公共卫生开销基准。
随着人口老化,平均医疗保健成本趋于上升,公共医疗体系的改革,也有助于抵消医疗保健成本扬升的冲击。
公共退休金系统的压力持续增加。政府支付退休公务员的开销,在过去12年平均每年增长8.8%,从2010年的115亿令吉,于2021年增至291 亿令吉,占2021年总行政开销的12.6%,以及联邦政府总收入的12.4%(2010年仅占总行政开销的7.6%和总收入的7.2%)。
政府需对公共退休系统进行改革,以确保资金和财政永续性。 转向固定缴款制度,可降低有关养老金计划的财务风险。
由于收入增长赶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涨,以及疫情期间政府允许雇员公积金局会员提出总额高达1450亿令吉的存款,这增加了公积金提款者和退休国人的风险,即他们的养老金和储蓄将不足以退休。
截至今年6 月,公积金局1278名55岁以下会员当中,多达52%或662万人的公积金存款少于1万令吉。
延长退休年龄
鉴于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延长退休年龄看来符合逻辑。但这必须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并同时为年长工人和年龄介于15至24岁的青少年创造就业机会。截至今年第二季,这个年龄层国人的失业率依然高达11%,持续处于双位数。
经济改革最好在经济条件有利时实施,以尽量减少调整成本。由于无法避免与结构性改革相关的选举成本,政客们可能会因害怕政治反弹而推迟改革,或实施半生不熟的改革。因此,民粹主义因素将被纳入政策的考量和拟订中。
尽管结构性改革给社会和企业带来短期的阵痛,但我们需要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为国家做正确的事。此举可带来巨大的长期收益,包括加强公众与投资者的信心、增强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与生产力,以及扩大国内外投资。
同样重要的是,改革需要强有力的自主权和政治机构来指导可信的经济政策制定、解决社会冲突,以及与商界和公民社会的更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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