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著作《文明考验》（Civilization on Trial）中曾预言，美国和苏联之外，已不可能再看到一个强国出现，哪怕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也极不可能。

事实证明汤因比的预言错了两处。

第一，苏联崩溃了，苏联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强大；第二，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超乎汤因比的想象。

不过在当下，崛起中的中国经济正在遭遇来自头号经济体美国的攻击和技术钳制，而且正如很多人担心的那样，这种局面正在演变成“新冷战”。

问题来了，未来中国会不会像苏联那样倒下？或步日本的后尘，迎来失去的10年或20年？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中国这次成为美国特普朗政府发起贸易战和技术钳制的目标国家，并非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而是因为美国首先改变了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崛起的观念。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就连美国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改弦更张，反过来去质疑全球化，主张要保护美国。

美优先政策引不安

美国知识界的这一“气候变化”是不寻常和不可思议的，令人遗憾。至于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是否会将美国拖入歧途，想必令诸多美国的有识之也深感不安。

那么，在此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的新冷战是否真会成功抑制中国的经济崛起？答案取决于我们对中国过去经济崛起的解读。

尽管各种非议和批评不绝于耳，但实在不可否认中国是在比同期绝大多数国家更开放的条件下，成功推行结构改革和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这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不可避免地制造了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和摩擦，但如果认为中国仅是想借助于控制汇率和一些扭曲政策以获取更多的出口和顺差，那就错了。

要知道这么做对于中国这个大国而言也将会是灾难。国内的扭曲当然存在，在至少在过去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减少之中，不然就只能相信中国的增长是虚夸的。

尤其是考虑到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非凡表现和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人类最剧烈的经济转型这个事实，中国的发展和开放战略在总体上就是相当正面的，远不是被指责的那些人为扭曲所能概括了的。

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超乎汤因比的想象。

贸易贡献提振全球

特朗普政府在指责中国对其维持较大贸易盈余的同时，全然忘记中国的贸易总量有多大，对世界经济有多重要。

换句话说，中国不仅仅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差”，从而导致与美欧的贸易失衡，同时也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和”，为世界经济带来繁荣。

单单看中国今天可以维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60%的贸易额这一点来说，它的崛起就值得世人尊重而不是指责。对中国偷窃技术的指责一定是假设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经济，还停留在了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

正是基于对中国的持久开放和深化改革的观察之上，2011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他的著作“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中曾经保守地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全球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是大概率事件。

那么，不断发酵的中美贸易战是否真会改变这样的预测结果？该预测是否也会面临人们先前预测苏联时面临的同样尴尬呢？ 答案很简单，除非假设中国未来有重回命令经济的可能。

事实上，Arvind为了使预测避免过于乐观，他有意识地要显得更加保守以考虑那些不测事件。

发展胜苏联

而人们当年对苏联的看法却是极度乐观的，这部分来源于当时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国家思潮的流行，又面对苏联的工业与军事高速扩张的事实。

经济学家严重高估计划者管理经济的能力并忽略了一下事实：苏联有庞大的和计算机辅助的中央计划系统、有先进的科学研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人力资本，但苏联跟今天的中国极其不同。

苏联没有市场制度、没有分权、没有竞争、没有货币激励、没有信息的横向扩散、没有企业家精神，也没有与发达经济之间的贸易和通过学习而获得技术进步的开放政策。

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庞大的官僚组织的本能膨胀，命令经济运转失灵的时间就为期不远。事实是，中国拥有苏联不曾有的这一切。

劳动生产与日本落差大

再说日本经济。要做出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的大胆预测，必然是要无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在劳动生产率上与日本的巨大落差这一事实。

Arvind Subramanian曾明确提到，当年看好日本的预测要说有错，那就是大多数预测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日本经济在增长停滞之前从战后算起已经增长了将近40年。

在1990年，用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2万6000美元，几乎赶上了美国3万1000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日本在经济停滞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已占到了全球技术的前沿面。

考虑到这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对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之后的增长降速显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国今天还需要走完追赶前沿的较大距离。

人均产值增速快

假定中国继续保持市场开放和持续的结构改革，即便考虑到今天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影响，把中国未来15年的平均增长率估计在5%以下，仍然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

实际上，Arvind的预测值5.5%的人均GDP增长率已经把中国未来（到2030年）的增长率比之前20年下调了40%。

为了检验这个下调幅度在历史经验中是否还显得过于保守，他检查了在那些人均GDP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之后，其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快于或接近于）之前20-30年的平均水平的经济体。

在6个数据齐备的国家和地区（巴西、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和秘鲁）中有4个这样的经济，只有巴西下降了2.6个百分点，罗马尼亚下降的幅度更大些。

尽管样本极小，但也说明与中国当前的阶段相似的国家和地区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

即使这样，人们也会进一步质问，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前景更像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而不是罗马尼亚、苏联和1980-2000年的巴西呢？

应对冲击能力不容小觑

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应对冲击和不测的能力不容低估。

耶鲁大学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拉尼斯教授1995年在总结东亚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曾经指出，关键的和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的可塑性，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的阶段上正对变化的需要而做出政策的改变。

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战，每10年政府都能做出政策的改变。

用他的话来说，这些政策改变是为了适应而不是梗阻私人经济所要求的变化。要说发展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避免思想僵化。这就要靠不断的政策改革，不断回应大量的分散决策者的呼声。”

这段话对于描述中国的情形真实太精彩了。

结构改革决心不变

在经历了为应对全球危机而实施的超常的货币刺激之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全面反思增长模式和进行结构调整的时候已到。这显然需要巨大勇气来应对因结构调整而造成的经济下降和痛苦。

即使这样，外部的观察家如果认为中国还坚持过去的模式以维持增长，是错的。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的的冲击很可能强化了中国领导人扭转过去增长模式的决心，以更大的市场开放和结构改革来消除尚存的各种扭曲和缺乏效率的投资。因为说到底，中国要追赶上并建成先进国家的几代人的目标没有任何改变。

http://www.enanyang.my/news/20181208/中国经济成功非虚夸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