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大负面供给冲击可能会在2020年引发一场全球性衰退，而所有这些冲击都反映了一些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因素，其中两项涉及中国，而美国则处于各个冲击的中心。

此外那些传统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也都不适用于这些冲击。

第一个潜在冲击源自于中美之间的贸易和货币战争，随着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中国出口征收额外关税并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场斗争正在逐渐升级。

第二个则是美中在科技方面缓慢酝酿的冷战。在这场具备一切“修昔底德陷阱”特征的竞争中，两国正就多个未来行业的主导地位展开争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5G等等。

美国已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列入专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外国企业而设的“实体名单”。虽然该公司已经获得临时豁免可以继续使用美国组件，但特朗普政府本周又宣布将46个华为附属企业加入到名单之中。

第三大风险涉及石油供应。尽管近几周油价有所下跌，而贸易，货币和技术战争引发的经济衰退将抑制能源需求并推动价格走低，但美国与伊朗的对抗可能会导致反效果。

如果这场冲突升级为军事冲突，全球石油价格可能会飙升并引发经济衰退，正如1973、1979和1990年前几场中东冲突爆发时一样。

所有这三种潜在的冲击都会产生滞胀效应，增加进口消费品、中间投入品，科技部件和能源的价格，同时又会扰乱全球供应链导致产量下跌。

生产成本上涨

更糟糕的是，中美冲突已经推动了一场更广泛的去全球化进程，因为各国和企业再也无法仰赖这些整合价值链的长期稳定性。随着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信息，数据和技术方面的贸易日益分崩离析，所有行业的全球生产成本都将随之上涨。

此外贸易和货币战争以及技术竞争还会相互激化。以当前5G设备的全球领导者华为公司为例，5G这项技术很快将成为大多数关键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的标准连接形式，更别提借助新兴物联网来实现连接的基本消费品了。

5G芯片的存在意味着从烤面包机到咖啡机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语音响应设备。这意味着如果华为被广泛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话，那么来自中国的数千种出口消费品也将受到威胁。

我们不难想象当今的情况将如何引发一场开放全球贸易体系的全面崩溃。那么问题就在于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者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一持续——甚至是永久性的——负面供给冲击。

当年在遭遇了1970年代的通缩冲击之后，货币政策制定者收紧了货币政策。但由于目前通胀和通胀预期都仍然低迷，美联储等主要央行都在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在央行眼中来自石油冲击的任何通胀压力都仅仅是价格层面的影响，而非通胀的持续性上升。

负供给抑制支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负供给冲击也会成为通过抑制消费和资本支出来压低增长和通胀的暂时性负需求冲击。事实上在目前情况下，由于三大潜在冲击在爆发可能性，严重性和时间持续性上的不确定性，美国和全球企业资本支出已经遭到了严重压抑。

事实上，随着美国、欧洲，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公司开始控制资本支出，全球科技，制造业和工业部门已然陷入衰退。而这种情况尚未转化为全球经济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私人消费依然强劲。

如果出现任何这类负面供给冲击导致进口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的可支配家庭收入增长将受到打击，消费者信心也可能会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鉴于短期内出现负总体需求冲击的可能性，各国央行放宽政策利率是正确的。但财政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准备类似的短期回应措施。增长和总需求急剧下降的状况需要反周期财政宽松政策来应对以防经济衰退变得过于严峻。

然而从中期来看，最佳反应不是去被动顺应负供给冲击，而是在不实施进一步宽松的情况下去主动适应它们。毕竟贸易和技术战所带来的负供给冲击或多或少都会是长期性的，潜在增长的减少也是如此。

滥用货币政策不明智

英国脱欧也服从这一规律：欧盟将使英国陷入长期的负供给冲击，从而长期性地降低其潜在增长。

这种冲击无法通过货币或财政政策制定来扭转。尽管可以在短期内对其进行管理，但试图长期顺应这些冲击的做法最终会导致通胀和通胀预期远高于央行目标。

各国央行1970年代被动顺应了两次重大石油冲击。其结果是持续上升的通胀和通胀预期，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以及不断堆积的公共债务。

最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当前可能打击当今全球经济的负供给冲击存在一个重要差异。由于前者主要为抑制增长和通胀的负面总需求冲击，因此可以用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来适当应对。

但这一次世界将面临一场持续负面供给冲击，需要在中期内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来进行回应。试图通过永无止境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来消除损害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