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此后，香港经济日益繁荣，但政治环境却越来越糟。如今，这个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被示威所吞噬，一些示威者占领道路，瘫痪机场，甚至暴力袭击。

不过，最近的乱象绝不只是香港的问题，而应该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又一个案例。

社会危机发生期间，理性很容易被情绪支配，而戏剧化的脱离事实的描述非常流行。媒体将骚乱概括为文化的冲突，甚至更广泛的全球范围的专制与民主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推波助澜；香港立法会委员张超雄更将冲突描述为“两种文明之争”。

这类叙事常常把“民主”描述为改善老百姓福利的同义词，但这却与事实不符。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坦承，中央威权体制可以产生比低效的分权民主体制更好的经济结果。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像张超雄这样的立法会议员，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自由批评中国政府，反映“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享有的高度政治自由。

那些认为中国政府会动用军队来镇压香港示威的人，都忘了孙子的格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政府很清楚，将香港变成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战场会影响香港和中国的和平与稳定。

找美国干预适得其反

因此，北京愿意也有耐心始终坚持以“一国两制”的安排来确保香港主权。

但中国政府绝不会允许香港独立。

像家长面对青春期的熊孩子，中国将香港当前的社会危机视为家事，必须内部解决。

一些香港示威者居然要求美国等“外人”来干预，这样的诉求不但适得其反；更没有看清历史上美国倡导的“民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一贯具有的破坏性——从中美洲到中亚莫不如此。

现实是，香港已经在进行一场生动的实验，展示法治和选举民主如何在中国的环境中运转。香港在世界正义报告（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排名中名列第16名，略低于日本，但高于法国（17）、西班牙（21）和意大利（28）。

可是，在选举民主方面，香港面临艰巨的挑战，不过这和中国没有太多的关系。

在香港老百姓不满的背后，有一个强大但经常被忽视的因素，那便是经济成面的不平等。

抵制不了发展商势力

香港的基尼系数——0代表最大限度的平等，1代表最大限度的不平等——目前为 0.539，为45年来的最高水平。相比而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最高基尼系数为0.411（美国）。

这一不平等的状况在住房方面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仅有16平方米，而上海为36平方米。

此外，近45%的香港居民住在公租房或补贴住房，而90%的中国家庭拥有至少一套住房。

香港特区政府坐拥超过1.2兆港元（6480亿令吉）的财政储备（超过两年半的财政预算），却没有解决好其居民的不平等问题，原因恰恰在于示威者热衷的选举政治。

香港立法会——其成员通过基于比例代表制的复杂程序选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于分裂，无法形成共识。

由于无法像中国那样，通过厉行改革打压既得利益，香港立法会无法有效抵制房地产发展商的势力。

而地产利益集团极力阻挠可能降低房价的措施，包括配置更多土地用于建设更多公屋。

也有一些公司囤积大量抛荒农地，包括直接囤地或通过壳公司囤地的，这恰恰遏制了房屋供给。

政府和老百姓缺乏沟通

香港示威者认为他们的声音没有得到倾听。但辜负他们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香港自身的精英。

香港精英及官员与普通老百姓缺乏沟通，尽管社交媒体和新闻自由下的传统媒体（通常对政府持批评态度）早已突显示威运动的端倪，政府相关部门却毫无准备及应对措施。

这意味着，除了解决高房价等具体民生及不平等问题，香港还需要重新打开公众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渠道。

这绝非易事——因为香港的示威运动并没有明确的领导者。

但在如何推动社会进步方面香港需要尽快形成共识，以确保政府的合法性，并同时落实一系列必要的改革。

香港需要一段时间从这几个月以来的动荡中恢复。

但从北京到香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并不存在速效药或决定性战役。

进步将由无止尽的细微改进组成，其中许多微小的进步需要在困难条件下实现。

唯一的成功之道是依靠谦逊、耐心、智慧、以及同舟共济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