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在建立新的多边机构（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方面的主导作用引发了人们对该国政府试图推翻现有世界秩序的忧虑。

但这种解读其实忽视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中国本身就是这一秩序的极大获益者，并且一直持续积极地参与（甚至是热心地捍卫）它。

中国在制定当今实行的多边规则和架构方面没有话语权，但它一般都会着力遵守。比如为了在2001年12月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接受了多项规则，同时放宽或取消了7000多项关税，配额以及其他贸易壁垒。

这一牺牲是值得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保护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利益；还创造了商业机会和新的市场，极大提升了数亿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国就不会成为今天的超级大国。

中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坚持阻挠WTO上诉机构的法官任命之后，中国还参与了旨在保护该机构的谈判（特朗普声称该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尽管美国的胜诉记录要多于其他大多数使用该机制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崛起提升了包括能源在内的许多其他领域的合作需求。由于国内能源部门并未针对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繁荣做好准备，导致发电厂的增长不足以应付新工厂的需求。许多企业被迫自行安装发电机并购买进口柴油发电，推动全球油价上涨。

影响能源市场引关注

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新生影响力引发了国际能源署的关注——该机构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建立以防范供应中断。

但是这个由各大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支持下创建的机构实际上并未对中国产生影响，因为中国并非经合组织成员。但是中国认识到了保持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性，并开始定期与这个总部位于巴黎的机构展开沟通。

2015年，就在国际能源署执行总裁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后的几个月，该国成为首批激活“联盟国”地位的国家之一以推动更深层次合作。第二年，能源署任命了一位中国能源官员担任比罗尔的特别顾问。

有望实现减排目标

随着中国能源使用的扩大，其碳足迹及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也不断扩大。

中国在1992年签署了关于生物多样性，荒漠化和气候变化的多项里约公约以及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而它随后又在2014年提升了自身气候领导力，与美国奥巴马政府合作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声明为最终达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谈判提供了急需的动力。当特朗普宣布打算让美国撤出协定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誓言要保全协定。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有望实现减排目标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然而，即使中国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和多边主义热心捍卫者的角色，各大现有机构却往往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旨在确保配额和投票权能更好地反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改革于2010年获批，但却直至2016年方才生效。但这些举措仍不足够。

设亚投行平衡竞争

在中国看来，国际机构的合法性因为未能适应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遭到了破坏。为了平衡竞争环境，2014年它发起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这个多边贷款机构，而中国对该机构的控制力要比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更大。

但即使这样做也不是要放弃全球秩序，更别说颠覆全球秩序了。亚投行的管理和治理体系都密切参照现有机构，其投资政策也是如此。

鉴于其许多高级官员都曾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其他开发银行担任过高管，这个状况也并不奇怪。而在煤炭等某些领域，亚投行的规则甚至更为严格。

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此外亚投行的建立根本不是为了对抗现有多边机构，而是与其展开合作。 2016年世界银行和该行签署了投资项目共同筹资框架协议；一年后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和知识共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达了与亚投行合作的意愿。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永远不会挑战多边规则或架构。相反，一旦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也就是领土完整）之时，事实证明其领导人是绝对不屈不挠的。

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中国对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一份2016年裁决的回绝更为明显，因为该裁决否认了中国主张南海历史性权利的法律依据。

但这种情况是一个例外而非一定之规。毕竟即便是美国也曾无视过国际法庭的判决。 1986年，海牙国际法庭裁定美国违反国际法并协助反政府叛乱分子侵犯尼加拉瓜主权。美国否定了这一判决并宣布将无视任何进一步诉讼程序。

正如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何亚非大使在2017年所写到的那样，中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兴趣”去“翻转”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毕竟参与该体系符合中国的利益，领导者也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