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旨在表彰三位学者在发展研究中使用随机对照试验法所做出的贡献。

而今年的评选结果在世界各地激起了广泛反响，主要原因在于随机对照试验法本身，在学术经济学家中极富争议。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眼中，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似乎再一次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经验，毕竟这与随机对照试验法毫无关系。

无可否认，其中一些批评确实有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之嫌。毕竟自设立以来诺贝尔奖仅颁授过给三位中国公民——分别在文学、医学与和平方面。

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仍然提供了当今随机对照试验法主导下的发展研究方法所忽视了的重要经验教训。

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似乎忘记了1950年代古典发展经济学家所遗留下来的智慧：经济发展就是要采取困难而必要的步骤来实现持续增长。

比如说，增加国内储蓄非常困难，但却是势在必行的。古典发展经济学家，例如张培刚，罗伊·F·哈罗德（Roy F. Harrod），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都发现储蓄对于在贫穷国家中启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要增长就必须储蓄

他们的核心见解基本上是简单直观的：即使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都知道，如果想改善未来的生活就得在眼下节省出一些钱，以购买另一块土地或更好的设备来改良现有的地块。

但是在1970年代，来自产油国和日本的积蓄充斥着全球金融市场并催生了一个新理念。从那时起，人们假设发展中国家可以简单地依靠国际借款来积累国内资本。尽管那么借贷最重的国家都损失惨重（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但这一理念仍然萦绕不散。

但就其本身而言，中国从1950年代初开始就努力通过国内储蓄积累资本。

作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国家，但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在1978年之前从未低于GDP的20%。

随后的大部分年份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都有所增长，直到在2008年达到相当于GDP的52%顶峰。

如果一个国家要充分利用其国内储蓄，就必须发展本国的制造能力。

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有句名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未能成为工业强国的情况下跻身主要经济体。”

但是制造能力的建设绝非易事：它通常要求一个国家从一些“脏活累活”开始，同时鼓励不懈的创业精神。

政府根据形势适时干预

中国做到了上述这两点。

它从劳动密集型出口开始，逐渐发展出世界上最完整的生产网络；如今也跻身全球企业家人数最多的国家之列。

但自1990年代以来很少有发展经济学家研究过一个国家应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培育本国企业家。

同样，当今的发展经济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全社会范围的协调工作如何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捕捉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

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阿尔伯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和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等古典经济学家，都已经使用过系统且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机制，而当前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阿罗-德布鲁模型却无法解释收益的增长从何而来。

实际上，经济协调往往需要政府采取行动。

当东亚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在1980年代后期引发全球关注时，它们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适当作用的热烈辩论，催生了一个所谓“发展型国家/政府”的理念。

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亚洲模式产生了严重质疑，而自那以后发展经济学也回归到新古典主义范式。

随机对照实验法有局限

就中国而言，政府一直扮演着显要角色，但也不应将中国的成功全部归功于它。

政府干预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帮助提高生产能力并在需要时提供协调。

但不幸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常常被认为是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国家资本主义”。

无论如何，随机对照试验法和当代发展经济学都遗漏了很多东西。

实验可以帮助决策者改善现有福利计划或为新福利计划奠定基础，但是它们无法告诉那些贫穷国家如何实现持续增长。就像一句中国古谚语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中国的经济成就没有秘密。

它只是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建议去实施了实现长期发展所必需的困难步骤。你无需进行任何实验即可确定这些步骤；它们对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都是相同的，并且已经存在数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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