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6%的增长率能让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量超过25年前的GDP总量--这是很多评论家面对经济降速时习惯拿出来安慰自己的一个理由--但这仍会使中国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慢于之前。

对于一个在中等收入陷阱周围徘徊的国家而言，这不是好信号。

中国很可能在2019年看到过去20年来最低的GDP增长率。

这个可能性让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担忧明年的风险到底会有多大。

由于增长显著放缓，在中国，来自企业家和商业界的抱怨和悲观情绪到处可见，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已捉襟见肘，但仍将面临越来越困难的财政形势。

有人断言，“2019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有意思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一局面是否值得担忧，仍然分歧严重。大多数经济学家坚持认为6%已经是其增长潜力的上限，未来不可能维持这个水平。

这个看法得到较多人的认同，那是因为中国缓慢的结构改革让他们相信未来强劲的增长不可能在现有的体制中发生，除非更加分散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活动被允许。

这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决策需要由市场上的企业家和银行家而不是政府做出。

是的，中国要解决长期结构性的问题刻不容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眼下的状况可以视若罔闻。

事实上，熟悉情况的观察家应该知道，中国经济的现状并不是意料之中的。就在2011年，它的GDP增长率还保持了9.6%，但最近已经下降到了6%。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举个例子。今年以来中国各城市的猪肉零售价格涨了3至4倍，推动了中国的通胀率。

在很多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除非猪的饲养数量持续减少。

GDP目标转向保守

国家统计局的前高官撰文说，是的，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出于对环保的问责，地方政府官员趋于选择粗暴关闭农民的分散养猪场。

实际上，过去这些年，因为自上而下的环保达标和对空气质量的要求，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大多数也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而关闭。

在北京及周边地区，人们常以雾霾发生率来判断政府政策的随意改变。

这正是中国面临的朝令夕改的政策和政府治理问题。

这些年来，愈演愈烈的现象是，中国领导人倡导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会被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加以量化，并层层分解到下一级政府中，成为指令性计划。

要知道，中国的治理体系有助长和放大这一做法的趋势。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因为受政治锦标赛的驱动，上级对下级环保指标的考核会使地方官员在推动经济增长上已变得保守，会制定并满足于更低而不是更高的GDP增长目标。

经济政策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的政策在处理金融风险方面体现更典型。

2016年以来，尽管货币政策表面上保持中性的基调，但中国领导人对债务的担忧被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很快转变成“釜底抽薪”的去杠杆政策，并迅速在银行和金融部门演变成暴风骤雨式的信贷收缩行动。

这一行动造成经济中的流动性大规模抽出，实体经济中大量的投融资活动（包括房地产）受到冲击，私人企业尤甚。

其结果，虽信贷超常扩张现象得到控制，但由于名义GDP增速迅速恶化，中国的M2/GDP的比重并无逆转趋势。

有意思的是，数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这些企业曾被指令要求必须接受来自银行给予的更多信贷。

朝令夕改的政策扰乱了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不断下降的投资意愿正在让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失速，这看上去要比债务拖累严重多了。最近的坏消息不断，即使是那些大名鼎鼎的互联网公司，也在裁员。

而且，给定中国经济长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体现在政府治理中特有的政商关系中，这些短期的过犹不及的政策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可能强化这些结构问题。

官企私企命运迥异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指令性的环保政策还是严厉的去杠杆政策，那些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可以毫发无损，而不受保护的私人企业则受到冲击而艰难度日。

这与结构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冲击市场信心

所以，那些会产生紧缩效应的结构调整政策在中国事实上并不能起到改善结构的目的，反而因为过多的政府干预，会更多伤害到大量的私人企业和市场的信心，而保护到国有企业。

而往往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尽管可能导致信贷与债务的增长和宏观不稳定，但它们却是干预最少的政策，反而在其中经济可保持较好的增长记录。

对中国而言或许不会有最优的和两全其美的政策组合，但次优的政策看来是要偏向宽松的，因为即使有某种错配现象，毕竟更有效率的那些经济活动在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条件下才可能维持下来。

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上对旨在纠正错配现象的结构改革风险的承受能力才能提高并获得社会更多支持。

中国政府不仅需要有结构改革的紧迫感，也需要知道改革推动所需要的宏观条件。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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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anyang.my/news/20200101/中国结构改革迫在眉睫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