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聚焦于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凝聚力和可持续性的世界。与往常一样，这个主题正合时宜，但也略显抽象。

为了帮助让其更加落到实处，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力求将当前的经济模式置于一个更完美的运行轨道，同时让讨论更为聚焦。

首先，是时候全面改革美国税法以减少结构性财富不平等状况了。为此美国应堵上“附带权益”这个漏洞。因为这个原本旨在鼓励长期投资的规定早已沦为私募和对冲基金从业者的一项重大税收减免。

尽管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对这个有利于金融界的规则施加了一些限制，但其仍然未被废除。

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还应该消灭“递增成本基数（stepped-up cost basis）”漏洞--这已成为富人将其财产传给继承人时的一种核心避税手段。

它使富有者得以构建一个代代相传的王朝，破坏了美国公开奉行的精英领导体制。

其次，由于学生贷款已经让年轻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所以美国亟需像澳大利亚那样建立一个国家信托基金以清理学生贷款的乱象。

在澳洲，学生可以按照课程需要贷款完成其学业，并且该贷款可以通过在指定年限内从其收入中扣除特定比例的方式偿还。

那些未来收入较低的学生偿还的金额要比借来的少，但这一差额会被较高收入者所抵消。同时还应设立贷款减免激励机制来促进毕业生投身某些形式的公共服务。

财报包含可持续指标

第三，我们需要对公司报告制度进行改革以鼓励更多长期且可持续的思维方针。第一步是终结对企业季度收入的纠结。为了迎合金融分析师们每三个月一次的检视，企业CEO和董事会的决策方式和长期性思考都遭到了破坏。

而与此相关的股票回购则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如今那些标普500指数入选企业通常利用利润或借入的资金来回购股票，而非投资于新工厂，业务产品线或其他主要资本支出。

在过去十年中约有5兆美元（约21兆令吉）被用于这种手段来提高每股收益（从而提高股价）。

对此应改革公司报告以清楚解释股价波动究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回购行为，而董事会和股东也应相应调整高管薪酬。

此外，全世界企业都应该开始将一些可持续性指标包含在报告内。

公司报告会影响企业行为，但通常只要求企业依据审计后的收入和资产负债表会计准则来报告其财务状况，对此应该将内容扩展到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指标，比如客户满意度等级，多样性得分，碳足迹，慈善捐赠，政治捐赠以及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

交易税管控金融体系

应当建立利益相关者报告标准委员会这种类似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专责机构以监督新近签署的各项非财务报告全球公约。

第四，一项与香港类似的，对所有金融交易征收0.1%税款的全球性协议将有助于管控整个金融体系。

一项有利于长期而非短期投机者的交易税会在金融体系中增加足够的摩擦以帮助缩减泡沫，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可以让管理该系统的成本与受益最大者关联起来。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仅仅在美国，0.1%的交易税就可以在十年内为政府带来大约1万亿美元的急需额外收入。

提高最低薪与通胀挂钩

第五，各国需要提高最低工资并将其与通胀挂钩。在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每小时15美元（约63令吉）全国最低工资有助于实现平等，而根据生活成本上涨自动调整的机制则可以让每个人不至于被抛在后面。对此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指出这些步骤将增加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总需求。

第六，所有国家都应当对国民收入核算方式进行全面改革。自从1940年代引入GDP以来，该指标已被视为衡量国民福祉的非官方主要指标。

但当“进步”被视同为GDP之时，政策制定就被扭曲成了一种旨在增加国民总收入却无视随之产生的社会或环境成本的操作。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指标来衡量福祉净成本。

为此国民收入应涵盖如环境退化或温室气体排放等外部因素所产生的成本。如果使用这种衡量手法，净收入将能更准确地反映可持续增长。

此外所有国家都应就一系列将其他社会进步措施纳入其中的共同标准达成共识，这可能包含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常见疾病的确诊，预防和治疗；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生物多样性；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贩卖人口发案水平；还有性别和少数民族群体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相关机构可以研发我们所需要的新国家福祉通用标准，并通过其广泛分发的出版物推而广之。

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且以一种可以在各国之间和世代之间公平分担成本的方式来执行。同时各项缓解政策必须具备吸引力。碳税是有必要的，而补贴也是如此。

根据美国税收联合委员会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每吨25美元（约105令吉）的碳税（搭配排除通胀因素后的2%年增长率）将在十年内为美国筹集1兆美元（约4.2兆令吉）。

补贴须高于碳税收入

同时也有必要拨出比上述金额更多的钱来帮助那些因碳税而落入不利境地的人，也就是当前这些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社区，以及因递减税制而受影响的中低收入家庭。

补贴可以采取现金支付，再培训，新建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在“煤炭石油地区”进行替代能源产业投资的形式，但重点在于补贴额必须高于碳税收入。而因此产生的国债增长无疑是子孙后代必须去承担的义务，因为他们才是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最大受益者。

简而言之，当前的气候政策如果想在政治上变得可以接受就必须能带来切实的好处。

试想一下：随着电子商务减少了对实体购物的需求，社区应该买下那些空置的购物中心和商店--这些债务依然是由子孙后代偿还--并用可以捕获碳的绿色空间取而代之。

如果将上述步骤汇集起来，达沃斯论坛宣扬了半个世纪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和可持续愿景将初现曙光。 

https://www.enanyang.my/news/20200122/达沃斯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