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楠筠（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管理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教授）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在今年逐月上升后，于6月达到了创纪录的21.3%。

面对竞争剧烈的工作环境和黯淡的就业前景，这个国家的众多年轻劳动者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选择了“躺平”（意味着拒绝加班工作和消费主义文化），而其他人则辞职去做“全职儿女”。

而中国政府在发觉这些令人震惊的趋势之后，停止了每月的青年失业数据发布，引发了一连串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负面新闻头条。

但中国经济真的陷入了困境吗？答案是否定的。自去年结束新冠疫情封锁以来，中国经济的反弹势头相对较强。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按年增长6.3%，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年均增速。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IMF）预计，中国今年的GDP增长将达到5.2%，明年则为4.5%，远高于美国（分别为1.6%和1.1%）、英国（分别为-0.3%和1%）和德国（分别为-0.1%和1.1%）。

即使与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典等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中国的失业青年数量上升也不那么令人忧虑，因为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已经在20%左右徘徊多年了。

这种认知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可以部分归因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非凡经济表现对公众预期的影响。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这种高歌猛进是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经济奇迹难永续

但这样的奇迹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在十多年前，预测到了不可避免的经济放缓。

2013年时（包括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预测增长率，将在2030年逐渐降至3至5%，同时，科技等高技能行业将继续扩张。

然而，GDP增速的下滑要比预期来得更早，幅度也大得多，原因包括各类政策决策、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这场疫情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混乱，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更为严重、持续时间也更长。

除了未能预测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时间和幅度之外，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还错误地判断了即将受到最大影响的群体。

人们普遍认为高技能工作--特别是在科技行业--将免于遭受衰退影响。毕竟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在中国从低生产率的指令性经济，向高生产率的市场驱动型经济转型期间，有数千万蓝领工人被迫从无法盈利的工厂下岗。

蓝领工作的不稳定性，是中国父母督促孩子努力考高分并进入重点大学的原因之一。据估算，中国某些省份的顶尖大学录取率不足0.01%，而北京和上海等主要直辖市的录取率约为0.5%。相比之下，哈佛大学今年的录取率为3.41%。

但这种牺牲以往都是值得的。与国内那些排名较低的高校不同，顶尖大学的学历证书，是最优秀企业的敲门砖，同时几乎保证了较低的就业波动性。

科技高薪岗位收缩

即使失业率稳步上升，精英院校的毕业生也可以仰赖科技和金融行业--也是本应推动中国增长的行业--的机会。但如今连这群人，也得直面严峻的就业市场。

最近那些经济政策决策，也未能起到帮助作用。多年来旨在压制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行动，包括对融资巨大的教育科技行业的一波打击，对许多潜在成长型行业造成了寒蝉效应；政府针对全球化形势而不断演变的处理手段和对市场经济的态度转变，吓坏了投资者；持续的房地产危机限制了投资。

银行和科技企业都在迅速削减成本，导致这些行业的应届毕业生，无法获得高薪高技能的工作岗位。

过去中国大规模私有化的过程中，年长的工人很难在快速变化的经济中找到了新工作。但如今雇主却不愿解雇较年长的员工--既因为他们拥有宝贵的经验，也因为他们受到劳动法保护。

因此，年轻人对就业收缩的感受最为真切。中国的应届毕业生只能拼命去竞争那些薪酬低于以往的职位。

这个事实让人难以接受。

许多应聘这些工作的毕业生，从小就刻苦学习，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做作业。他们的父母--有时甚至是祖父母--从学龄前就开始花钱聘请家教，还花费无数时间去劝导他们加码学习。但如果他们努力争取的工作已经不复存在，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期望和现实错配

尽管如此，飙升的年轻人失业率，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末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今天的年轻人--即使工作的人更少--将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都更加富有。

青年失业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期望和现实之间的错配，将如何表现出来？ 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可能会认识到自己所奋力争取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至少目前如此），并在其他地方寻找慰籍。如果他们找不到这类慰籍，那么青年失业可能会加剧动乱，导致政治不稳定--就像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那样。

对此，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小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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