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前，大马十年国债利息一般都在6%以上的水平游走，而风险较高的企业长期债息，也就需要更高一些，所以企业要想发债券集资来发展商业项目，那还得确保发展项目的回酬可观，资产素质优良，否则资不抵债，满盘皆输。

与此同时，利息水平对预期股息及企业现金流的折现价值，也起着决定性影响，利息越高，折现价值则越低。

为保折现价值，企业对于现金流的要求更高，股市投资者难免索求更高的股息回酬率，至于企业对于透过股市集资来发展的商业项目素质更无法太过将就。

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全球风险估值突然就拐了个弯往下走，利息走势也因此出现了巨大变化，不仅发达市场的利息长时间偏低趋零，新兴市场亦然，大马十年国债利息自2000年以后至今，平均就仅是4%，并在窄幅里波动，完全无视于国内政经在这段期间的跌宕起伏。

二十年的低息环境，对于期间所发生的经济与金融循环，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低息为房贷市场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瞬间蓬勃提供了氧气，也致使银行体系大量持有国债；低息既意味着更廉价的政府借贷，对债券投资而言，那则是无上限的资本获益空间。

于是乎供需皆获支撑，各国国债持续性增长，疫情以后尤其如是；至于对深受资金流动影响的金融科技来说，任何创投投资在低息环境下都是好机会。

针对长期利息突然往南转向并偏低许久的根本原因，历年来文献推断很多，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伯南克提出的全球储蓄过剩论。

个中道理其实很简单，既来自亚洲的储蓄过剩，特别是储蓄率特高的中国及国内投资机会偏低的日本，都以对外汇储备需求的形式流向国际货币体系中心，进而压低了全球安全资产的收益率。

战争热点军费高涨

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因为避险偏好加深，风险溢价提高，投资需求下降，对资金需求也同步减少，储蓄难免过剩，出现萨默斯所谓的长期停滞，利息因此长期偏低。

然而，如今全球已经出现两个战争热点，欧美军事开支也达到历史新高，而中美新冷战会否在印太滑向“热战”的疑问，势必推高区域内各国的军事拨款。

显然地，遍地开花的地缘冲突，已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突然好转，所以长期性地扩大军事拨款几乎已是定局，再加上近年来各国纷纷祭出的工业政策，动辄百亿，结果将是对资金需求出现大幅度的增加。

于此同时，中美竞争的升温，加剧了双边互信的断裂，美资从中国外撤，中国也持续减少持有美元外汇，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裂痕。

高息是长期现象

一旦中国的过剩储蓄不再流向美国债市，储蓄过剩论也将寿终正寝。同样的，美资的撤退让中企集资遇到难题，商投资本量大幅度缩水，双双面对资金供应量问题。

资金供应断层，需求却持续扩大，利息没有偏低的空间，低息时代恐怕即将要结束了，也就是说，当下的高息循环也许不再是个周期而已，也将成为一个长期现象。

面对如此利息局势，我国金融市场也将难以独善其身。

令吉将长期疲弱

利息的差距意味着令吉将长期疲弱，而国际套利的操作也将推高大马债息，对公共财政带来压力；往高息环境的过渡，也会对企业股权集资带来新的挑战，对初创企业的筹资生态引来震荡。 

也许是时候给高息时代附上一个发生概率，深思其利弊，拟定好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