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在恢复过程中，已经显示出“K”型复苏的分化态势。一方面，中美两国通过不同方式的疫情防控，正有效控制疫情，并推动各自经济活动快速恢复。

而欧洲、日本，以及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还受到疫情的掣肘而恢复缓慢。近期，《经济学人》文章注意到新的全球商业的地缘变化，认为中美两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程度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尽管该文章对此现象有所忧虑，但其观察全球商业和企业演变的方式仍值得关注。

该文章认为，中美两国的主导地位，可以将其在全球产出中所占份额与其在商业活动种所占份额（其定义为全球股市资本化、公开招股收益、风险投资资金、“独角兽”企业或大型私营初创企业，以及全球最大的100家公司中它们所占的平均份额）做个对比。

根据这一标准，美国占全球GDP的24%，商业活动的48%。中国占全球GDP的18%，商业活动的20%。其他国家，虽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77%，在全球生产总值（GDP）和商业活动方面，所占比重却远低于中美两国。

全球大型企业格局的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各国经济活动的兴衰。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带来这一变化的，正是科技的发展和在全球货币普遍宽松下带来的经济“资本化”的趋势。

经济学人将这种科技和商业模式的变化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实际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在高科技创新的推动下，虚拟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在货币普遍超发的背景下，货币资本化能力的演变，正在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

尽管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上述观点的确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还是忽略了“货币资本化”趋势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有关“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选择”的报告同样认为，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

就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公司的资本化程度而言，美国持世界之牛耳，并且随着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仍在增加；中国在2008年之后，同样通过天量的货币发行，推动了资本化程度的增加。

欧洲日本逐渐落伍

两国股市的不断发展为货币资本化带来了动力，同样带来了企业的快速扩张和经济实力的提升。

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正逐渐“落伍”，主要还是其传统的以银行业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使得企业没有将货币转为资本，而是在经济金融化过程中不断增加了企业债务，拖累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美国通过发达的股票市场，为企业融得大量资金，将主权债务很好的转化为企业资本，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了领先。

在中国，虽然传统的金融模式仍占据大量的资源，但一些新兴的科技企业，同样通过美国或香港等地融得大量资金，实现了资本化的过程，成为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过去的发展轨迹，不仅代表了一种趋势，也预示了未来的一种方向，对中国未来发展尤其有借鉴意义。安邦智库认为，在信用扩张、资本过剩的时代，企业资本化的能力，实际是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

这是一种新的竞争。中国目前M2水平已经是美国的2倍，而驱动的GDP水平只有美国的60%。

这意味着对中国而言，仍然需要推动货币资本化以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实现企业杠杆水平的下降。这可能代表经济发展模式新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