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
b.5
c.6
d.7

 

答案：c

表現管理和履行單位（Pemandu）數據顯示，大馬欲在2020年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指標，每年經濟成長率必須達6%。

實例：

阿惠因身體不適辭掉了新加坡稽查員的工作返馬，儘管如此，她仍保留了新加坡永久居留權，並享有當地的醫療福利，回到大馬的她，不時懷念起新加坡的福利，對定居大馬和新加坡舉棋不定。

在大馬，像阿惠般在馬新兩地“徘徊”的例子不少，有人最終放棄了大馬的公民權，有人最終選擇把新加坡當作第二個家。

今天我們來到了高收入國目標的最後一個遊戲，其實，所有數字遊戲的答案都如經濟成長，只是個達標的途徑，不見得必能引領大馬步向真正的高收入國。

《高收入國不是夢》的完結篇，是時候請教經濟學家，看大馬該如何加快轉型步伐，共同覓出高收入國的出路。

“這是個結構問題，這意味要達到真正的高收入國（發達國家），經濟結構必須正確。”

大馬經濟研究院執行董事查卡利亞受訪時娓娓道來，只有經濟表現穩健，經濟結構才會強健。

“如何讓經濟結構更強壯？新經濟模式（NEM）必須革新。”

他繼續分析，大馬的關鍵經濟領域（NKEA）改革措施有很長的表，所以，政府應該依大馬的經濟情況去看哪個目標應優先達成。

“同時，改革必須有彈性，政策要隨著經濟情況調整。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將政治問題放到一邊，當機立斷地改革，才能帶領大馬經濟突破重圍。”

資本投資（ICAP，5108，主板封閉式基金組）董事經理陳鼎武重申，政府應正視大馬經濟的基本面，否則，這將讓大馬經濟陷入長期困頓。

他強調，政府應致力解決大馬根本的經濟問題――大馬正失去效率和生產力而沒有競爭力；大馬經濟需要明確的經濟改革，重視人力資源衰退、教育惡化的現象。

他認為，大馬政府應嚴正和由衷地看待這些問題，瞭解經濟成長受困的禍首，採取正確的解決方案，落實有效政策來解決難題。

提昇生產力
加強競爭力

“若加強競爭力和生產力，別說5%，大馬經濟成長甚至可達7至8%，屆時，大馬就無需再受困於中等收入的瓶頸，這才是大馬亮麗的經濟頁章。”

大馬應該採取甚麼措施，加快步伐邁向高收入國？

政府的經濟轉型計劃、策略改革和政府轉型計劃雖支撐著大馬在2020年時，躍升為高收入國的方向，但綜合經濟學家，政府應做更多。

首先，政府應提昇企業和創新度，以自資訊網絡和技術人員中受惠，除提昇教育系統，政府需意識到高技術員工和專才為現代服務和製造業不可或缺的元素，尤其“技術危機”是大馬經濟眾所皆知的短缺。

其次，政府應吸引生產力高的海外公司來馬生產，這不僅讓大馬直接自高薪酬、進口的資本設備和龐大的稅收中受惠，也創造企業間的溢出效應和更廣泛的經濟。

“政府還可以允許外資公司，尤其服務領域，自需求方的規模經濟中受惠，而海外直接投資也將進一步刺激經濟成長，同時推動有意放眼全球市場的本地小型企業投資。”

第三，若發展服務領域是關鍵承諾，那麼，提供學習和培訓機會以培養社會企業家並推動產品創新是關鍵。

“服務全球化意味大馬應藉網絡和通訊科技去促進全球經濟的業務創新，以把握市場。在該情況下，結構轉型非常重要。”

傳統到現代
結構轉型

世界銀行認為，大馬經濟不能繼續停留在“傳統”的模式，應致力自“傳統”轉向“現代”就業，從而帶動生產力的改革。

“一些直接性的措施，如提高大馬薪酬的最低薪酬制有望助大馬走向高收入國，但該制度的實踐，必須和大馬生產力曲線的轉移一致，以確保薪酬增幅持續。”

該行認為，大部份家庭收入源自就業，就業市場的轉型將舉足輕重，因此，就業結構的轉型是有必要的。

隨大馬將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競爭力應從成本專注轉向更重要的技術和商業環境。

“政府保持技術的需求和提供技術同樣重要，大馬長期以來，大量技術性員工投向海外，顯示保留人才是一大挑戰。”世銀認為，政府也有必要處理該結構挑戰，以讓公司自技術資源的可利用性中受惠。

另一名經濟學家提到，大馬和其他面臨中產收入瓶頸的國家一樣，需拓展先進的服務領域。

“先進服務能夠在全球擴張，印度就是先驅，這樣的服務擴張也有望成為包括大馬的新興市場遠離中等收入瓶頸的橋樑。”

當生產力低的傳統領域裁員，生產力高的現代領域成長將聘請更多員工。綜合經濟學家說法，當一個國家擬擺脫中產收入的陷阱，這兩個過程是必要的。

經濟學家認為，該結構改革的過程可能很微妙，主要是這可能緩慢且複雜，也可能迅速和簡單，胥視計劃推行情況，以及財政和政治條件攸關的宏觀經濟條件。

推動生產力
重質不重量

資深經濟學家安東尼雖看好經濟和政府轉型計劃是大馬經濟重大的轉捩點，但強調，政府在推動生產力方面應重視素質，而非數量。

“這正是我們的問題，我們需要更多具高收入附加價值的產品，以跳出中等收入的行列，走向高收入國。”

國際伊斯蘭大學經濟教授羅琪亞也提到，政府應提高對資源為基礎的領域和知識密集型工業的重視，因這些工業擁有創造高附加價值的潛力。

“政府應加強製造、資源型工業和知識密集型幅度的聯繫，並促進這些工業的發展。”

陳鼎武也認為，政府在推動服務業的同時，也應繼續推動製造領域，只有產品和服務具競爭力，製造領域的出口表現才能持續，服務業也才能異軍突起。

“政府即使發展服務領域也應非常謹慎，宜專注發展高附加價值兼低勞力密集的服務業。”

他坦言，服務業同樣可分為低附加價值、勞力密集和高附加價值、低勞力密集兩種，發展並提昇前者容易，但大馬需要的是，第二類的服務業。

他舉例，政府可以設立更多酒店、餐廳和零售商店，惟這些都是人力密集型、附加價值低，並需要低技術的服務業，若大馬選擇走這簡易的捷徑，只會淪為“外勞國”、經濟成長和發展的素質低落、服務出口微不足道。

“大馬要讓服務出口對經濟發展扮演有意義的角色雖仍有漫長的路，但強化大馬公司邁向附加價值更高的活動，並多元化出口種類是迫切的方向，而穩健和令人信服的開始是必要的。”

推動國內企業走向國際化

政府不妨鼓勵和提供津貼給大馬公司以衝出國外，向韓國政府學習，推動企業走向國際的舞台。

“一些大馬銀行和零售公司已開始朝這個方向發展，惟大馬需要更多這樣的公司和一個｀模範生’。”

陳鼎武也提到，大馬政府應該向韓國政府學習，予公司任何執照的同時，也規定這些公司擁有特定出口，以確保經濟回饋。

“大馬政府給予企業大道專利權、獨立發電廠執照時，何不也限定這些公司的出口能力，以讓他們能夠以另一種形式來回饋大馬經濟。”

他以業務曾經陷入負成長的國產車――普騰為例，若有一天普騰能夠像韓國的現代（Hyundai）汽車般衝出海外，就能以附加價值創造更多經濟效益。

“顯然，大馬需要一個具生產力和競爭力的普騰！”

他說，韓國公司皆被當地政府“強迫”出口，以致韓國產品能夠在世界殺出一條血路。

一名經濟教授也提到，政府不應只讓一家汽車公司壟斷市場，應創造競爭和多元的環境去推動需求。

根據亞洲發展銀行，大馬向來依賴跨國企業，導致國內企業缺乏競爭力，無法多元化工業。

亞洲發展銀行認為，政府也應發展國內人才或海外直接投資本土化的技術。

最低薪酬制為關鍵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最低薪酬制的執行是關鍵，若最低薪酬制的執行良好，即使可能導致失業率提高，卻有望透過調整勞力市場的缺點去推高薪酬，令大馬酬勞和生產力取得更好的平衡。

查卡利亞強調，最低薪酬制的實行對大馬邁向高收入國非常重要，政府落實該政策時必須意志堅定，不應附帶太多豁免的條件。

“若最低薪酬制的執行不全面，並讓很多企業豁免，那麼，這最低薪酬制，不會有太大意義。”

他也提到，政府必須不時評估最低薪酬，評估的同時應考量各元素，如通膨、生產力、失業率和經濟成長。

“這是大馬首度推出的制度，是個學習的過程，必須更務實，每年也需調整。”他強調，大馬的勞力市場需改革，最低薪酬制必須能夠對勞力市場有影響力。

他視最低薪酬是勞力市場改革的動力，助於讓薪酬成長和生產力成長重新掛鉤，也可望緩解高居不下的家債。

馬來亞大學經濟和行政學院主任李活安也提到，政府實行的最低薪酬制應重視提高每小時工資並降低工作時數。

“以目前最低薪酬制度而言，西馬每月工資900令吉，工作時數卻長達46小時，相等於每小時的薪酬僅4令吉33仙，還是非常廉價。”他認為，政府依國際標準設定每週工作小時40個小時，逐步提高最低薪酬。

他認為，政府應重新探討生產力，即每小時計的生產力，只有當最低薪酬制降低工作時數，才能達到更大的意義。

“政府必須嚴厲實行，若一些雇主能夠豁免，就會導致負面的失衡現象。”

他也認為，生活工資（living wage）反而是更好的指標，像雪州政府建議的1千500令吉，因為這樣的薪酬才能夠符合生活成本。

“最低薪酬制猶如一扇｀大門’，許多國家經已落實，雖然落實初期可能出現失業率提高的現象，但結論是，大部份企業最終仍能夠存活。

查卡利亞也提及，競爭的關鍵其實是勞工的生產力，雇主應依生產力去提高員工的薪酬，讓本地員工取代外勞，推動人力市場改革。

大馬評估機構首席經濟學家姚金龍坦言，目前最低薪酬制可能只提高外勞的薪酬，政府可能要建立一個健康的環境，打造更多高收入的就業就會，並確保收入分配均勻。

“若高收入的工作只佔了小部份，高收入國的意義很小……”

他表示，只有當政府確保企業獲利，企業才能夠支付員工較高的薪酬；只有當政府確保國民的收入能夠隨生產力提昇，他們才能夠應付物價上漲問題。

他指出，目前的最低薪酬制對提振高收入國的作用不大，因大部份大馬人的收入已達到該收入水平。

以東西馬最低薪酬每月800至900令吉而言，目前可能在最低薪酬制受惠下的人，以涉足農業和其他低技術的外籍勞工為主。

應提昇女性職場參與度

除基本的最低薪酬制，政府應針對目前遭扭曲的勞力市場尋求對策，如以每小時工作的生產力為計算目標，再藉政策去帶動技術和科技的生產力，避免依賴低技術的員工；執行措施提昇女性的職場參與度。

李活安表示，勞力市場的改革需政府、企業和工會共同建立架構，雇主和員工皆需達到共識，共識不單局限薪酬，也包括科技或技術的升級。

“大家都必須有這樣的意識，當經濟轉型時，大馬需要的是擁有知識背景的人。企業應視成長為目標，多聘請本地員工，私人企業也應考慮推出｀生活薪酬’。”

另外，對於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弗雷里克桑德來說，性別平等對大馬邁向高收入國經濟體非常重要。

“大馬要達到高收入國，必須意識到女性人力貢獻的重要，因此，大馬政府有必要採取措施干預，以解決人力資源中的男女平等問題。”

他認為，大馬能夠藉釋放女性人才去達到驚人的經濟成長。

“大馬至少有40萬名女性無工作，粗略估計，大馬女性若投入工作，或帶來額外50萬人的生產力。”

根據世界銀行，2000至2010年期間，人力資本成長對4.6%的經濟成長率的貢獻為近2.8%，若女性的參與率自46%增至57%，每年經濟成長率料額外增0.4%至5%，若女性參與率更高，大馬女性的參與率更高，人均GDP還可能輕易破5%。

此外，若大馬去除企業的性別鴻溝，還可能帶動人均收入成長高達7%，而廢除人力參與的鴻溝，還可能讓人均收入額外增16%。

“這意味若大馬女性也像男性般工作，大馬的人均生產率料達23%。”

結語：

大馬高收入國是不是夢？答案是，若按數字遊戲去看那一定不是夢，同時，若政府無法扭曲現有的經濟結構問題，這個夢可能留下了很多問號。

國富民不富，不是大馬人的夢想；少數人或官富，民不富，不應為高收入國的指標，真正的高收入國應為全體人民達到一定的收入水平，那才是真正的富有。

2014年，大馬距離2020年還有6年時間，若政府擁有大刀闊斧推動經濟改革的決心，這一段時間絕對足以讓政府彌補過去的糊塗，讓大馬如期成為發展全面的高收入國家，只是，政府是否放下窮追數字的遊戲，下定決心強化經濟基礎，推動一個發展全面的高收入國？ 

（星洲日報／財經‧文：陳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