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日起，熟悉的“Zeti Aziz”簽名將不會出現在新紙鈔上，將改印新國家銀行總裁的簽名，正式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回首16年前，這位曾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高峰時期臨危受命擔任6天代總裁的女士，於2010年重掌國行總裁帥印時，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將竭盡所能履行囑託的職責與責任”，從而揭開了屬於她的輝煌時代的序幕。

 

16年過去了，丹斯里潔蒂的時代也到了落幕的時刻，當年的承諾是否已經兌現？國行在她的領導下，究竟有甚麼轉變？

《星洲財經》特別企劃一連6篇的“國行世代交替”系列報道，回首國行經歷的風霜，並分析等待著新國行總裁的挑戰。

 

16年總裁生涯
透視潔蒂12A政策

歷經2次大型金融危機、3任首相和4任國家銀行總裁，潔蒂35年的中央銀行家生涯見證了國內政經變遷，以及外圍風起雲湧，薄薄的履歷表卻記載了厚厚的精彩。

潔蒂的銀行家生涯，始於1970年代末的東南亞中央銀行培訓與研究中心，當時她擔任經濟分析員一職，過後她便投身國行擔任經濟部副經理，也就此在國行落地生根長達35年，直到今年退休為止。

究竟國行有甚麼魅力，讓一位女士甘心奉獻逾30年的青春，而又無怨無悔？潔蒂的答案是“因為我認為我可以為國家作出貢獻，而你可以作出改變。”

潔蒂說：“我相信我有機會來作出貢獻。我認為這是我可以作出貢獻的地方，也很開心和榮幸自己能為大馬人民與經濟作出貢獻，並目睹金融系統支撐總體經濟增長的進程。”

潔蒂對國行事業的熱情三十年如一日，但全球經濟和金融系統幾乎每十年就會來個大翻轉，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作為國家經濟政策的最高統帥，她是如何防堵利空因素對我國經濟帶來干擾，甚至是築起防火牆，避免經濟遭到下次災情波及呢？

要分析潔蒂長達16年的國行總裁生涯成就，我們可從宏觀政策變化與金融機構改革兩大層面的7大方向進行探討，其中包括：外匯管制、宏觀經濟結構調整及貨幣政策變化。

 

外匯管制

1998年9月1日，潔蒂臨危受命擔任國行代總裁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宣佈，大馬將落實資本管制，立即引起全球譁然。

潔蒂在2013年回想當年的情況，許多國際領袖公開譴責我國的資本管制措施，就連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也切斷與我國的各種合作關係，信貸評估機構更大幅下調大馬評級，感嘆大馬四面楚歌的悲悽。

但是，18年過去了，歷史對她的評價卻出現顯著轉變，從斥責轉為接受，就連當初大搖反對旗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在2010年報告稱，限制資金流量對一些面對大量投資的政府是“適當”工具，因這些大量投資可能威脅經濟不穩定，肯定了潔蒂當時的做法。

不過，外匯管制只是權宜之計，絕非長久之策，潔蒂自然懂得這樣的道理。在落實外匯管制7年後，潔蒂於2005年7月22日宣佈實施管理浮動匯率機制，更令人驚訝的是，馬幣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民幣一起與美元脫鉤。

正所謂“一不做，二不休”，國行既開始為外匯管制鬆綁，就肯定不會再走回頭路。在落實匯率浮動機制不到半年，國行再放寬涉及居民的外幣戶頭限制，接著取消大部份大馬人投資外幣的限制，讓國人可以開設聯合外幣戶頭作任何用途，而不限制於之前只用於教育和海外工作用途。

此外，大馬個人貸款進行外幣資產投資（包括在海外置產）的數額也獲提高，並放寬銀行外幣交易限制，大馬的投資銀行將可進行外幣業務，甚至允許馬幣作為結算貨幣，節省經商成本。

不過，縱然潔蒂在任內已逐步放寬外匯管制，馬幣“國際化”也一度在2007年露出曙光，但“國際化”的最終時程還是未定。

 

宏觀經濟結構調整

潔蒂接掌國行後，大馬經濟剛從亞洲金融風暴中復甦過來，而2000年大馬經濟更錄得8.5%的強勁增長，遠比市場預期來得高，也比1999年的5.8%增速來得強。

不過，潔蒂認為，亞洲金融危機使大馬經濟的各種弱點表露無疑，意識到要讓大馬成為一個更穩健的經濟體，就有必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因此，她開始推動其多元化經濟結構，以及深化金融市場的工作。在多元化經濟架構方面，她瞭解大馬經濟必須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改為內需拉動，因此積極展開提振內需的工作。

在國行主導政策的努力下，內需現已成為大馬經濟增長最重要的環節，其中私人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從2000年的43.8%擴大至2015年的91.6%。

潔蒂說，大馬在1990年代曾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但在過去10年已由內需拉動，而這使得我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仍持續錄得5至6%增長。

如果說內需主導是經濟架構改革的第一招，那麼多元化出口結構就是另一個大招了。雖然說內需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出口佔GDP比重高達73%，增長實力不容小覷。

自2000年以來，大馬出口架構出現兩大顯著趨勢，首先是減少對電子與電器（E＆E）出口的高度依賴，轉向提振非電子與電器製造產品與商品，接著是多元化大馬出口市場。

目前，電子與電器產品佔大馬總出口比重的35.6%，但近10年來非電子與電器製造出口比重從23.4%穩健增長至44.6%。

美國、日本和歐盟向來是大馬主要出口市場，在2000年三大經濟體佔大馬總進口和出口比重的48.5%和47.3%，但隨著中國崛起，以及區域貿易趨勢抬頭，中國現已崛起成為大馬最大貿易夥伴國，佔總貿易比重的15.8%，而東盟比重為27.4%，逼近美日歐三大經濟體所佔的27.6%比重。

隨著外貿活動日趨蓬勃，我國的外匯儲備也顯著進補，從2000年的299億美元（約1千135億令吉）擴大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953億美元（約4千零91億令吉），增幅達218.73%，相等於年均增長13.7%。

 

貨幣政策變化

全球經濟詭異多變，各大經濟體貨幣政策也大相逕庭，美國啟動利率正常化，歐洲和日本卻投入負利率懷抱，在正負兩極劇烈摩擦下光影不斷，搞得投資者憂心忡忡，金融市場也隨之劇烈震盪。

相比起外圍利率環境的多變，我國貨幣政策相對平穩，主要是潔蒂相信“適中”利率將是扶持經濟的良方。

在過去16年來，我國利率政策只出現了2次重大改革，即2004年出台新利率架構，以隔夜政策利率（OPR）來取代干預利率（Intervention Rate），以及2015年推介基本率（Base Rate）來取代基本借貸率（BLR），作為新零售浮動貸款利率的新準則。

自步入OPR時代以來，我國的利率水平從此告別雙位數的利率高峰，就算大馬和全球經濟處在最動盪的時候，利率也僅在2至3.50的150個基點區間波動。

同時，擬定利率政策者也從國行總裁，轉移至貨幣政策委員會（MPC）身上，但政策走向讓市場難以捉摸。

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在2011年曾展開“利率預測準確度”調查，對印尼、菲律賓、泰國、台灣、大馬、韓國和印度7家亞洲地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進行比較，發現國行貨幣政策方向最難揣測，預測失準率高達26.2%。

以後金融海嘯時期的國行利率政策為例，在區域中行忙著減息提振經濟之時，國行已特立獨行，在2010年3月為防範資產泡沫形成導致“金融失衡”，先發制人率先升息，結果成功防禦“金融失衡”風險的發生，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健增長。

有專家對我國的利率政策進行分析，發現國行在2010年5月、7月各升息25個基點的時間點，都略早於所謂的泰勒法則（Taylor Rule）的利率設定模型，顯示出大馬升息腳步走在亞洲多數中行之前。

為何國行利率政策如此難以捉摸，但每次意外出手都恰到好處？秘訣可能是以經濟穩定增長為先的政策理念。

潔蒂說，國行一直聚焦在經濟基本面上，努力不受通膨目標等任何意識形態或具體思維框架的束縛。

“我們沒有通膨目標，也不會受限於一些意識形態，我們非常務實和有伸縮性。所以我們可以針對所面臨的問題使用一切可動用的工具。”

她說，過度依賴某一種政策工具將是另一種僵化，因為單靠一種工具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必須是一套全面的方案。

“同時，我們也意識到不能採取嚴厲措施在短時間內急於求成，因為這可能導致政策超調。我們要步步為營、逐步調控，以及評估結果，這樣才不會引發超調。”

 

利率政策拿捏得宜
經濟成長相對穩定

從通膨、GDP和OPR比較圖來看，潔蒂時代的利率政策常在經濟增長與打擊通膨中取得平衡，但後期則轉以經濟增長為主，穩定物價為次的理念。

以2009年為例，我國經濟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全年錄得1.5%衰退，但國行早在2008年杪便開始降息，更一路將OPR降至2%歷來最低，結果我國經濟在低息環境，以及政府出台振興經濟措施雙面烘托下，在2010年即呈現“V”型反彈，全年經濟大起7.4%。

不過，從2009到2014年間，量化寬鬆政策導致熱錢流竄，區域資產價格膨脹，國行為免資產泡沫動搖金融穩定性，在2010年開始逐步升息，成為區域最早升息的中行，結果成功將通膨率從3.5%高位給打下來。

但自此之後，國行利率政策與通膨卻漸行漸遠，縱然我國在2015年4月開始落實消費稅，通膨率在7月攀至3.3%高位，但國行仍覺得通膨壓力不大，反而經濟增長風險加劇，宜維持寬鬆利率來扶持經濟，因此自2014年7月升息後，已連續10次維持利率不變。

在拿捏得宜的利率政策幫助下，潔蒂時代的經濟增長率相對穩定，2000至2015年GDP平均增幅達4.76%，其中最高點落在2010年的7.4%，而最低點為2009年的衰退1.5%。

 

結語：

雖然潔蒂並不是在任最久的國行總裁，但卻是對我國經濟和金融系統最大刀闊斧改革的人，落實過的政策名單也是落落長。

下期，將繼續探討這位“12A”總裁是怎麼對金融市場進行改革的。（星洲日報／投資致富‧焦點策劃‧文：洪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