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看经济
内需增速，出口减速

一场金融海啸的爆发，让大家突然警觉经济和我们的生活原来如此紧密，任何经济数据，甚至是决策者的发言都会影响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因此看到2017年经济增长屡创新高，在对于荷包厚度的关心下，不免让人对未来经济走向感到好奇。

渣打银行指出，大马今年第三季GDP强劲增长6.2%，而经季节性调整后涨幅为1.8%，是今年第二度录得如此强劲涨幅。

“经济增长持续捎来惊喜，特别是私人消费层面。第三季私人消费增速加快至7.2%，比第二季的7.1%更快。”

今年全年GDP可破6%？

考量到今年第三季GDP表现强劲，各大证券行对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越发乐观，纷纷上调今年GDP目标，其中渣打银行更一口气将GDP目标从5.4%调高至6%，远比丰隆研究、联昌研究和马银行研究的5.6%、5.9%和5.9%为高。

展望2018年，马银行研究预见我国经济将持续以高于5%的速度扩张，但全年经济仅可能增长5.3%，比2017年的5.9%为慢。

丰隆研究认同，称全球经济虽加速增长，但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晴雨表的台湾出口订单增速已在8月放缓至7.5%，同时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WSTS）也下调明年领域增长至4.3%，预期明年出口增长将有所减速。

“不过，我们预期在公共开销和稳定私人消费支持下，明年内需增速将从今年的5.9%加快至6.3%。”

该行解释，原产品价格靠稳和企业获利改善都有望提高政府收入，连带推高明年政府开销，而公共投资将获建筑工程，以及国家石油公司等公共机构资本开销推动。

明年私人消费增长则料企稳于6.8%，主要是稳定就业市场、政府祭出额外措施和原产品价格稳定将提高个人收入，而私人投资预计获建筑和服务业工程扶持，按年增长7%，但略低于今年的7.2%。

从数据看收入
通膨吞噬薪资增长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搭配，国民收入根本无法同步提升，现在政府经济智库──大马经济研究院（MIER）副董事阿末法兹预计我国可能在2018年首季即可跨过高收入国门槛，比官方预期的2020年还要早上2年，似乎预告着今年破尽纪录的强劲经济表现有望延续至明年。

不过，从数据层面来看，高经济增长、高收入国的目标很丰满，但问题是国民的现实感受却普遍骨感，经济学家认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劳动市场出了问题，雇员薪酬增幅太低，以及国民收入日趋不均。

政府在2010年推出经济转型计划（ETP）时，放眼在2020年透过12个国家关键经济领域（NKEA）创造330万个工作机会，其中多数为中高薪职位。

数据显示，我国在2010至2015年期间共创造220万个新工作机会，几乎达到ETP目标的66.67%，欲在5年内新增110万个就业机会料无难度，但残酷的是这些新增就业机会却普遍为低薪职位，与政府的理想相去甚远。

各大群体收入都有增长

大马统计局数据显示，最低40%家庭收入群（B40）在2014至2016年每月收入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6.6%，从2629令吉提高至3000令吉，中产阶级（M40）则成长6.9%至6275令吉，高收入群（T20）每月收入则为1万3148令吉，增幅为6.2%。

从数据来看，各大群体收入都有所增长，但大马债券评估机构（MARC）报告称，2016年平均每月家庭额外收入增幅却从2013年的7.7%放缓至6.6%，若在调整通膨等因素后，实际增幅也从2015年的3年平均7.1%放缓至6.1%。

经济学家说，我国通膨压力现居高不下，中低收入消费主体的食衣住行费用上升幅度不小，但薪资涨幅却相当有限，让中低收入族群的相对剥夺感大。

先进国工时短薪酬高
大马工时长薪酬低

国家公共行政学院（INTAN）高级研究员卡立认为，发达国家生活水准高，主要是人们工时较短，但薪酬更高。相比之下，亚洲和大马的劳工工时更长，但薪酬却更低。

他指出，尽管我国总体薪酬仍持续增长，但我国劳工收入占GDP比重依旧低迷，以现有涨势来看，劳工收入占GDP比重恐难在2020年达到40%目标。

“短期线形研究发现，我国劳工收入占GDP比重将在2020年达到38%，比官方预期的40%低2.1%，而这也将反映在生产力上。政府放眼第11大马计划劳工生产力能达到9万2000令吉，但我们最终可能仅取得8万3000令吉，与目标潜存9000令吉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大马将在明年提前加入高收入国俱乐部，但国内各州的收入差距依旧严重。根据世界银行指标，一个国家国民总收入（GNI）达到1万2476美元（约5万1262令吉），即可跻身高收入国俱乐部。大马2016年GNI企于1万零722美元（约4万4055令吉）。

不过，如果以世银标准计算，国内仅有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和纳闽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分别录得12万7710令吉和6万零434令吉。

包容性生产力低落
薪酬福利最大障碍

我国自1990年代开始即录得“全就业”的亮眼成绩，但人人有工开的“全就业”光环就能掩盖劳工市场的潜存的问题吗？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报告指出，大马劳动市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变得更具包容性和更有生产力，而这将是我国劳工薪酬和福利更上一层楼的最大障碍。

1.生产力增长缓慢

《2016/2017年度生产力报告》指出，大马2016年劳动生产力增长3.5%，从2015年的7万5548令吉增至7万8218令吉，距离第11大马计划设下的3.7%增长率目标仅差0.2%报告显示，在2010至2015年间，我国生产力年均增长2%，有望在2020年达到第11大马计划9万2300令吉目标水平的84.7%，其中制造业对生产力贡献最大，达到10万6647令吉，增幅为1.4%，服务业紧追在后，增长2.8%至6万8166令吉，接着为农业的5万5485令吉，增幅为3.4%。

从官方数据来看，我国劳工生产力表现不俗，但OECD报告指出，大马过去15年劳工生产力增长低于区域竞争对手，归咎于资本深化不足，以及高技能劳工占劳动市场比例下跌和科技创新不足。

在第10大马计划（2011至2015年）期间，大马经济平均增长5.2%，其中3.4%或总比重的65%贡献自就业增长，相比之下，劳动生产力仅对经济增长带来1.8%贡献，这反映出经济增长更多由就业推动，而非总体劳动力提升。

若以全因素生产力（TFP）来看，2012至2016年TFP对GDP的贡献比重从2007至2011年的19.8%加速至22.1%，显示出我国生产力逐步从“劳工集中”转型至“资本集中”。

新韩已晋高增值领域
大马未完成转型

不过，数据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大马在2011至2015年的TFP增速依旧甚低，远比同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和泰国的1%为低，增速反而与跻身先进国的新加坡和韩国相符。

我国TFP增速与新加坡等先进国一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即将摸到“先进国”牌匾，反而暴露了我国劳动市场的问题。新加坡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已转向高增值领域，加上缓慢的人口资本增长，因此TFP趋缓实属正常，但我国现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半路，劳动人口也相对年轻，TFP增幅如此之低正点出了生产力缓慢的问题。

2.高技能职缺难寻／过度教育

数据显示，在落实ETP前5年（2006至2010年），高技能工作机会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5%，而同期大马人均收入增长4.2%，但2011至2015年高技能工作机会复合年均增长率放缓至2.7%，但人均收入却增长5.3%经济学家说，一般来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市场对高技能员工的追求将日趋增加，并衍生出更多高薪的专业工作，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虽不断增加，但高技能工作的机会增长却停滞不前。

“尽管高技能员工供应增加，但其占总劳动市场比重却持续下滑。在2011年，高技能员工占我国总劳动人口的26%，但随后增势却停滞不前，更在2015年录得1%跌幅，而低技能员工就业却不减反增，从2011年的12%攀升至2015年的1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4年报告显示，大马高技能劳工仅占总劳工市场约24%，这主要是我国总体劳工教育和培训水平仍低，而低技能劳工泛滥也反映在生产力低迷的现实状况。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近半数（47%）雇员仅有中学教育资格，而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仅有34%。

20至24岁失业率去年攀9.3%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年龄20至24岁的失业率去年攀升9.3%，比整体失业率高出近3倍，反映出高技能员工供应与需求出现失衡，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失业率严重，迫使他们转向只需中学学历即可胜任的工作。

在过去3年，在“非正式行业”（Informalsector）工作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倍增，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23%，相比之下，高等教育毕业生复合年均增长率为8%，而非正式行业员工人数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0%，显示出“正式行业”提供给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不足。

基于“非正式行业”仅有5%工作需要高技能员工，因此这可能衍生就业不足问题。

劳动力配置扭曲
高等教育任职低学历领域

基于高技能工作机会供不应求，这也带来了下一个社会问题──过度教育（Ove r-educated），国立大学经济与管理系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哈兹鲁指出，过度教育雇员问题普遍发生在握有diploma和学士学位者身上，这反映出教育出现不匹配的情况。

“假设一个劳工在高中毕业后继续进修2年，但额外2年的知识并无法确保他们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增值效益，甚至与高中毕业生区隔开来。”

研究发现，过度教育的劳工需承担比总薪酬低14至20%的“薪酬罚金”（Wage Penalty），而这些受高等教育的人以无法找到需要大学学历工作，决定“低就”转战对学历要求更低的领域，将导致劳动力配置出现扭曲，对拉抬总体薪酬成长也起到反效果。

打通4大脉络
提升生产力

我国劳动市场出现问题人尽皆知，但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生产力”这个陈年问题，让人人都可享有好“薪”情。

经济学家说，生产力由4大因素组成，即创新、教育、效率和基础建设，因此只要打通4大脉络，即有望提升生产力。

“我相信提高生产力的最佳方案就是开发劳工技能，以及提高研发投资，并整合自动化生产。当然，教育制度改革也非常重要。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大学却未能掌握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需求技能要求，从而导致人才培养模式落后，以及课程体系与市场需求脱轨。”

国家公共行政学院（INTAN）高级研究员卡立指出，要拉近生产力与薪酬的差距，企业在制定薪酬时需考量固定和变量因素，而总体薪金无论是月薪、常年加薪或花红和奖励都应以生产力为主要考量。

“此外，基薪或固定付款的变化需将生活费等因素纳入考量，同时也需要反映这份工作的价值。”

最后，他认为，薪金调涨取决于生产力因素，因此公司的获利和个别雇员的表现，甚至是整个组织的表现也是重要的。

“没错，薪金调幅往往比生产力增长为慢，但若涨幅太慢，这将造成收入不均和生活素质恶化等问题发生。”

结论

在这个高经济增长时代，领着低薪的劳动人群显然尝不到经济果实的甜，问题纠结点还是那几个，各方也抢着出谋献策，现在就卡在执行力了。无奈，这正是我国的软肋，除非系列政策获得良好执行，否则10年过后，同样的课题可能还得再翻炒几次。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04803/高收入在哪儿？为大马经济成长“无感症”把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