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部本周初终于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令。
顾名思义，就业保险就是保障员工持续就业，政府高官当之为官方给于人民的一种社会安全网。这安全网只确保国人失业时不会彷徨无助，至少可获得几个月维持最低生计的赔偿，让他们有缓冲时间寻找其他替代工作。
高收入附加政策
由于这项安全网并不是官方直接拨款资助，完全由雇主与雇员共同均摊，双方负担增加自不在话下，引起三方，即身为商家的雇主、广罗大众的雇员、还有因为刚好接近大选，机不可失“挺身而出”的政治工作者关注，议论纷纭也是预料中事。
可能很多人都忘了，这就业安全网，其实是政府当初推行2020年“高收入国政策配套”之一。
政府在推出高收入国政策后，许多关于高收入国必须“附加”的政策意见也就出现，政府随之推出最低薪金制、还有一系列外劳政策，而等了蛮久的就是这就业社会安全网了。
上周本栏已经简略分析，7年前纳吉政府以《新经济模式》，宣布将通过经济转型，于2020年达致高收入国目标，而这高收入国目标刚好衔接第四届首相敦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
从政府高官的角度，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高收入国门槛已经很接近，从2009年的33%差距，拉近至2016年的仅差19%。未来4年，每年只要平均增长接近5%，就数字来说，我们已经达到高收入国。
这种靠表面数字达致的“空壳式”高收入国，和世界银行诠释下的其他高收入国比较，马上就会看到许多弱点。因此，这高收入国政策也就同时须有其他“附加政策”支撑，2013年推出的最低薪金政策是其中一个重点，确保我国达致高收入国地位时，不会出现国人收入依然低落的滑稽现象。
就业保险能让无收入者获得保障，从而减轻社会负担，改善治安。（档案照）
薪酬仅占经济三成
政府在刚推出最低薪金制时，大马半岛最低薪为每月900令吉，东马为每月800令吉，最后大家都知道真正从中得利的是合法外劳，国人没有得到多大好处，而国内企业界就怨声载道，成本增加了，生产力没有相应增加。
他们的埋怨才刚开始，2015年10月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提呈2016年财政预算案时又宣布，提高这最低薪金。去年政府真的发出了《2016年最低薪金指示》，将西马半岛最低薪金提高至1000令吉，沙、砂和纳闽则提高至920令吉，同时于去年7月1日生效，迄今刚满一年。
提高最低薪金，喊痛的又是企业界雇主们，得到好处的又是那些低薪外劳，国人得到的利益不多。
追根究底，在2015年讨论提升最低薪金制建议时，时任首相署部长的前马银行首脑拿督斯里阿都华希就说出了重点：政府提升最低薪金制，是要将雇员薪金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至40%，因为根据当时他所能获得的2013年数据显示，我国雇员薪金仅占国内经济总产值比例仅33.6%。
这40%比例其实并不算高，但至少不是低落至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三分之一。
羊毛出在羊身
最低薪金制对于国人有没有实际好处是另一回事，重点是雇员薪金占大马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这几年倒是看到了增长。
从2013年33.6%，到2014年微增至34.3%，前年上升至34.8%，去年在最低薪金调升后，再次微升至35.3%。
根据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企业盈利占了去年大马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接近六成比例远比高收入国不过半的比例高了很多。
大多数高收入国的情况刚好和我国相反，薪金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占六成，美国、德国、日本都是薪金占差不多六成，瑞士甚至高达66%，反之，企业盈利当然是接近或不到四成。
有了实质高收入，才能有充分储蓄，有了充分储蓄，这所谓“就业保险”作用就式微了。
在失业率不到4%，全民就业和外劳都不够用情况下，强制雇主和雇员缴纳就业保险保金，羊毛出在羊身上，雇员不但本身负担加重了，雇主也会当着雇员福利开销，令雇员实质得到的其他利益减低。
不管是从打工一族的就业安全网，抑或是高收入国政策，就业保险政策都搔不到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