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套可靠的财政条规，来将财政赤字和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比率，降低到永续水平，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减少财政操纵的空间，并鼓励政治人物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中，优先着重这些事项。

自去年疫情爆发后，政府为了拯救国人生命和生计，“大开水喉”相继祭出多个经济配套，成功挽救了大马经济和许多企业，但也因此导致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进一步恶化。

官方国债上限已先后两次调高，即从2019年占GDP的55%，于去年上调至60%，接着再于今年上修至65%。

大马的财政赤字则从2019年的3.4%，于去年飙升至6.2%，以及今年进一步走高到6.5%。而政府放眼明年可降低至6%。

纪律松弛损害信评

截至今年9月杪，公共债务已高达9693亿令吉，或占GDP的64%。2019年和2020年，国债分别是7930亿和8800亿令吉，各占GDP的52.4%和62.1%。

尽管一般相信，随着经济逐步复苏，财赤和国债未来几年都会有所减少，但问题在于，财赤和国债可否在不会中断的情况下降低，以及降低多寡。

财务纪律的任何松弛及国债进一步扬升到无以为继的水平，将会损害我国的信贷评级。

大马需要解决财政空间紧缩的问题，以建立经济的韧力，缓冲未来的任何不利突变。

财政部的中期财政框架显示，2022至2024年期间的平均财赤料将达到约5%水平，而根据第12大马计划（2021至2025年），财赤将于2025年进一步降低到3至3.5%。

我们需要一套强而有力的预算规则和财政制度，来实现确保财政稳定和债务永续性的整体目标。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必须使财政规则简单、灵活和可执行。

我们希望政府明年颁布财政责任法令（FRA），以改善财政管理的监管、问责制和透明度。一份关于该法案的公众咨询文件已经发布，所有建设性反馈都将被考虑，以改进正在准备的草案。

财政责任法令为政府负责任的财政政策设定了方向。

降低信用违约风险

设计更好的财政规则，可以为政府的财政政策绘制一条可预测的路径，避免过度的财政赤字和非生产性开销，并将公共债务保持在安全范围内，以确保公共财政得以维继。

政府对公共财政管理良好的承诺和信誉，可以让金融市场和投资者放心，我们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状况良好，并降低了信用违约风险。因此，我们可以继续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借贷。

6原则确保有效运行

我们需要以下原则来提高财政规则的有效性：

1. 财政结构

(a)税收策略：加强征税和效率，包括税率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扩大狭窄的税基及封堵漏税缺口； 

(b)开销合理化和优化--以最终成果为依归的开销效率规则，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各政府部门必须负责解决公帑管理不善的问题。政府采购法令的改革是必要的，以控制公共项目采购中存在的浪费、价格过高、成本超支、延误和品质不合格的问题；

(c)进行结构性财政改革（现金发放、补贴或养老金改革）； 

(d)在拟订财政预算案时实施权责发生制会计指标。 

 2. 财政纪律

财政政策仅用于逆周期或缓解不利冲击引起的经济衰退。政府应该在经济好时节流，防止庞大开销增加。

3. 公债水平保持审慎

公共债务上限，是以财政规则为根基的财政框架的一个常见特征。国债扬升将令国家在出现不利突变时更为不堪一击，或破坏市场信心和导致财政困境。

债务上限不应设得太高，以促进财政责任，但债务上限也不宜过低，以便为发展需要的融资预先腾出空间。

国债上占GDP的60%，依然是国债上限最常见的门槛标准。

4. 连带负债

财政监督框架需要风险意识和对连带负债的密切监控。联邦政府的连带负债年均增加13.3%，截至今年6月底达到3753 亿令吉（2015 年 12 月底为1777 亿令吉）。

信息的审查和披露，可能会对加强财政纪律和资源的可竞争性产生压力。政府应考虑为连带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ies）设定上限。

5. 退场条规应对意外事件

在定义明确的财政监督框架下，允许精确的例外： 

(a)触发例外的一系列有限且明确定义的事件； 

(b)设定时间表和退场策略； 

(c)有效的控制和监测机制；

(d)提供前瞻性指导的良好沟通策略。

6. 及时和定期更新财务

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研究显示，一个国家在政府开销和收入透明化的支持下，对财政预算案纪律与政策优先事项的明确沟通的承诺是有回报的。

面对未来的挑战，简单、灵活和可执行的财政规则，对于重建大马的财政韧力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政治上支持和奖罚分明的政府，以及支持提高财政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机构。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成立一个作为独立公共利益监督机构的财政理事会，负责评估政府开销和税收政策的实施和其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