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前所未有的食品、能源和商品价格飙升，影响了全球数百万人，给贫困和中低收入家庭和个人带来困难，迫使他们努力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挑战或危机。

生活成本危机被定义为“杂货和账单等日常必需品的成本增长速度，快于平均家庭收入的情况”。相对于收入增长和工资而言，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缩减了家庭的预算，使他们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储蓄，甚至被迫借贷来满足紧急或应急需求。

鉴于生活成本危机正在全球各地产生可扩张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实施了广泛的短期权宜措施和计划，以缓解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影响。

干预措施的形式包括能源（燃料与天然气）补贴、有限的免费火车和公共交通通行证、针对特定目标家庭的租金补贴、直接现金转移、对某些食品的出口限制，以及用于购买必需品的家庭配给卡。

政府须在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轨迹的不同阶段与路径上，重新调整政策反应与干预措施。设定短期价格顶限和补贴干预，必须付出经济机会成本，例如难以为继的财政成本、浪费和对环境有害（例如燃料），以及因为补贴，当局把原本拨给生产领域的开销转移到补贴上，造成资源分配不当。

我们必须考虑到，并非所有政策都同样有效。有些政策对人民的利惠可能会不成比例。例如，全面的燃油补贴，最终使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人群受益更多。

对于生产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来说，价格控制和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顶限，让商家和企业吸纳成本，挤压他们的赚幅，甚至造成亏损，最终迫使他们退出市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供应短缺。

后疫情时代更严重

在大马，有关生活成本的各种挑战已存在多年，而且由于收入损失或减少，追不上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涨的速度与幅度，这种情况在疫情期间和当前这个后疫情时代变得更加严重。

超过50万个中等收入群体（M40）家庭已跌入40%中等收入群体（B40）行列，相当于M40家庭总数的20%。超过40万5441户家庭在2019年的月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收入2208令吉。2019年，贫困家庭数量为2万7158户。

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压力，涵盖了必需品（如食物、衣服、服务与其他必需品）、房屋负担能力、医疗保健、公共交通方面的费用。

各州、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显著，例如吉隆坡、雪兰莪、槟城和柔佛这4个经济最发达州属或直辖区的生活成本偏高，与较贫穷州属（吉兰丹、登嘉楼和玻璃市）的较低生活成本相比，差异很大。

影响不同地区生活成本压力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增长与就业收入（工资）跟不上生活成本的涨幅以及商品与服务价格的增幅。2016至2019年期间，我国家庭平均月入平均每年增长4.4% ，从2016年的6958令吉，于2019年增至7901令吉。

城乡收入差距大

城市和乡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其中，城市家庭平均月入在2016至2019年期间年均增长4%，从2016年的7671令吉增至2019年的8635令吉。

乡区家庭平均月入则在该4年内年均增长4.7%，从4359令吉增至5004令吉。

初入职场的大专毕业生及社会新鲜人的起薪偏低，以及那些学历较高者的薪资增长缓慢，局限了他们应付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能力。

紧急储蓄偏低和家庭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已恢复到更接近疫情前的水平，达到84.5%（2021 年 12 月为89.1%；2019 年为82.8%）。沉重的债务负担对大部分就业的成年人造成财务压力。

另一项重大财政承诺是主要城镇的房屋负担能力不断恶化。大部分在职成年人也感受到租金负担。对于月入在3000至5000令吉的家庭，可负担房屋的短缺最为严重。

克服这些生活成本与财务压力的挑战，需要一系列短期措施来缓解目标家庭与个人的直接生活成本压力。 

其中包括直接现金援助、对必需品的持续补贴、价格管控和佳节统制品价格管控、冻结水电费和气体价格的调涨、短期进口食品应急、为使用公共交通通勤的打工族提供无限次乘车折扣，以及为特定目标群用户提供精选商品与服务的优惠券。

考虑到财政限制并确保不让弱势群体被忽略，有关部门和机构须拥有一个良好的数据库，以确定应得的人民，以及参与的商家和零售商，包括超市和食品连锁店真正受惠。

国人应精明消费

国人须养成精明与谨慎的消费习惯，密切关注自己的每月开销，并在消费时货比三家和寻找替代品，尤其是必需品价格上涨，令他们必须缩紧腰包之际。

中长期解决方案是增加粮食供应、减少对进口粮食的依赖、降低粮食生产成本、降低消费品配送的物流成本、改善分销渠道，以及更好的供应链管理。 

当局须鼓励市场竞争，遏制损害低收入消费者的反竞争法规与政策，遏制“卡特尔”在价值链各个层面的行为，以免对中间客户和最终消费者造成伤害。

大马需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青年、毕业生和个人的就业能力，并增加他们的收入。仅提高最低工资，却没有相应的生产力增长，将增加单位生产成本，进而把额外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我们须通过针对目标弱势家庭的收入保障计划来努力提高家庭收入，通过技能提升与再培训计划提高他们的就业与收入能力；创造薪酬更高的就业机会； 实行与生产力挂钩、绩效驱动的工资制度； 鼓励雇主根据生产力与绩效提高雇员的薪酬。

大马2021年依据生产力与绩效的薪酬占GDP比率为34.8%，远低于多个发达国家，如新加坡（49.6%）、日本（56.1%）、英国（57.4%）、美国（58.2%）、韩国（58.5%）、澳洲（59.6%）和德国（2019年为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