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体系几近崩溃后不久，随着资产负债表受破坏的程度逐渐显现，认为会出现常态循环性复苏的共识已慢慢消失。

但即使在去杠杆已大举进行的今日，对增长和就业效果仍令人失望。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仍远低于公认的潜在水准，欧洲更是处于负增长。

就业仍萎靡不振，并拖累GDP增长，这种趋势在过去至少三次衰退就曾出现，且每次复苏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可贸易部门对就业增长贡献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所得分配的不利趋势在危机前也已出现，并在危机后继续发展。在美国，GDP增长带来的所得增加大部分集中在所得分布的高端。财富日渐集中加上教育品质高度不平均，正在降低跨代的经济流动性，进而危及社会和政治凝聚力。

劳力节约技术和全球经济可贸易部门的就业模式转变，是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一般白领和蓝领工作正在消失，而可贸易部门的低加值工作正流向一些发展中经济体。这两股强大的力量扰乱了发达经济体劳动市场的长期平衡。

这些都造成了痛苦、惊慌和困惑。但发达国家的停滞并非无可避免—但避免它需要克服许多艰难的挑战。

1.去杠杆、调整结构平衡和投资弥补有形和无形资产缺口的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实现。

与此同时，承担主要转型成本的失业者和年轻人需要支持，成本应该由我们当中比较幸运的人来承担。

2.实现充分潜在增长需要扭转普遍存在的公部门投资不足。

从消费导向改变成投资导向增长十分重要，并且必须从公部门开始。

3.在美国等较灵活的经济体，已发生一种转向外需的重大结构变迁。

出口快速增长（速度超过进口），因为能源成本降低、新技术有利于重回国内生产，以及实际有效汇率贬值。

最终这些结构性变化将弥补消费减少的影响，除非内需的增加干扰了这一过程。

4.结构僵化的经济体需要采取步骤摆脱僵化。

所有经济体都必须适应结构改变，以便支持增长，而在改变有缺陷的增长模式时，灵活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影响复苏的速度。

5.建立新增长模式和分担责任的共识，需领导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时间在稳定的无增长平衡阶段，才转向更有利的均衡。这方面没有自动机制可循，但我知道有效领导扮演触媒的角色。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预期调整平衡和缩短实际和潜在增长的过程需要多年时间，但到底多长取决于政策选择和结构调整的速度。

当然，支持长期（几十年）潜在增长起伏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和人口；而不管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否进入了长期没落的阶段，都无法影响它们的力量。

但对许多经济体来说，当务之急是另一个问题：恢复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增长模式，以实现潜在增长中可能达成的任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