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竞赛的神话（下篇）

2020年，中国于二战后的苏联迥异。科技也不是零和博弈，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可以首先命中给定目标并“获胜”。

更平衡地评估中国和美国优劣势非常有利于缓和不必要的嘲讽和代价高昂的对立。

中美双方领导人都应该理解，各国可以也确实在科技方面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中国擅长商业化和应用创新，因为它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且新兴行业没有或极少有老牌厂商。

这些条件为分散化的实验提供了沃土。

结合双边优势

此外，一位科技商对我说，和许多高增长新兴经济体一样，中国民营部门受“超级竞争文化”驱动。

今天的中国是企业家迅速发家致富的热土。

另一方面，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无与伦比的领导力建立在长期的制度基础上，自由追求原创思想的文化更是强化了这一点。

此外，美国科技行业一直在获取战后时期政府有意扶持基础科学投资所带来的红利。

据小罗斯福总统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瓦内瓦·布什的说法，该时期美国科学政策建立在一个信念的基础上，即“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的和平缔造者”，应该“不考虑实践活动就上马。”

认识并接受不同国家竞争优势，中美两国决策者就能远离零和竞争，走向合作。

对世界整体而言，潜在中美冲突后果最大领域便是削减碳排放。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约翰·赫尔维斯顿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乔纳斯·诺姆指出，美国在清洁能源科技方面的专利数量是中国的好几倍，但中国制造商建立了同领域内“商业化、规模化和减少成本”的竞争优势。

结合这些优势便能大大降低价格，加快这些关键性技术在商业上变得可行的速度。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美国应对中国的雄心能够也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保持自身的核心优势。

2017年，美国政府基础科学和技术研究支出只占联邦预算的1.7%，或20世纪60年代水平的一半。

而光是在过去10年，州政府削减的公共高等机构教育拨款就高达90亿美元（384.3亿令吉）。放眼美国，公立学校疲于解决资金短缺和教师薪酬停滞或下降的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担忧中国的影响，美国政府对在美华人或华裔科学家进行调查。《自然》杂志警告：“有人担心紧张的升级可能导致有中国背景的研究者从美国机构外流。”

类似地，在斯坦福大学最近主办的一场论坛上，亚裔美国人表示担心潜在的种族主义，这种行为将破坏民主的基石，唤醒人们对美国历史上黑暗时刻的记忆。

幸运的是，我们同样可以听到克制的声音。

去年，20多位美国学者和外交政策专家发表公开信指出“中国不是敌人。”

即使美国坚持将中国列为对手，也应该了解21世纪科技创新的不同和新形式。冷战的比方只能让人更加混淆而不是清晰。

事实上，美国和中国经济优势最大的威胁都源自内部。中美对抗升级的代价是巨大的，世界其他国家只能寄希望于双方领导人能找到共同的基础，将竞争转化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力量。

中国政策有弊病

此外，中国和美国决策者也不应该高估领域政策所能取得的成就。

西方喟叹中国的自上而下的创新尝试，却没人停下来问一问，这样的政策是否真的有效。

事实上，国家引领的创新颇有一些缺点之处。

在2019年我与南加州大学贾楠合作的研究《指令型创新的局限》中，我们分析了中国政府2006年促进自主创新运动的影响。

我们发现，尽管中国注册专利数量在2006年至2015年间大幅增加，但新型专利占比（创新质量的常用指标）有所下降。

国家行为可以加快科学与创新，但必须以采取正确措施为前提。

一般而言，政府应该支持基础研究，否则这些研究难以吸引商业资金，同时，政府也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其他民营公司无法或不会为自己提供的公共品。

提供设施促进创新

中国政府促进创新的措施在注重提供基础设施时最为成功。

全国宽带网络的建设提高了互联网渗透率和连接速度，为随后的电子商务大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当官员试图在高端科技“选取赢家”或干预公司决策时，往往会适得其反。

别沉迷互相指责

最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不应该沉迷于“遏制”认定的敌人，而应该将竞争压力作为自新的动机来源。

诚然，毫无疑问中国希望提升在科技价值链中的地位，而美国应该警惕地监控中国获取会对安全造成影响的先进科技实力。

抱怨中国窃取知识产权不是凭空捏造；事实上，中国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此作为其与美国在2020年1月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但以牙还牙式的升级绝非正确的反应方式。

美国也有人才

我最近参加了一场会议，有人提问，为何美国不像中国那样出台千人计划，招募顶尖科学家和科技专家。

为什么要这样？美国拥有独步天下的大学和总体开放的移民政策，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最大的世界顶尖人才招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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