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冠病疫情的冲击中恢复了过来。它在2020年第三季实现了4.9%的年增长，同时很可能在末季超过5%，最终算下来全年增长至少能达到2%，而这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因疫情陷入衰退之时，还算是一份不错的成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就将一帆风顺。

消费增长是确定中国2020年整体经济表现的关键考虑因素。

虽然暂时无法获得第三季度的最终消费数据，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替代指标。

可惜，情况并不是特别乐观：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月度增长从8月开始已经转为正数，但2020年前十个月的总销售额按年依然下降了5.9%。

对此，中国内部的共识是尽管家庭消费有所回升，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年增长率要等到今年最末那段时间才会转正。

过去的经验也表明最终消费增长将会更低。比如上述两个数字在2019年，就分别为6.3%和8%。

决定经济表现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资本形成。

虽然在这方面的最新数据尚未发布，但我们已经拿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而且看来也是喜忧参半。

2020年头十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1.8%。这一增长主要是由房地产投资带动的（同期房地产投资达到了5.6%的增长）。

但是这类投资已经展现出了疲软的迹象。

投资疲软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制造业投资在2020年前三个季度按年下降了6.5%。

尽管该数字在上月有所回升，但仍处于负数区域。

通常当GDP增长低于潜在增长时，中国政府会动用一切手段去促进基础设施投资。

例如，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该国就出台了4兆人民币（约合2.5兆令吉）的刺激计划，推动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44.3%。

但这种情况眼下却没有发生--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2020年前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按年仅增长0.2%。上月增长有所回升，但也只有0.7%。

而中国超出预期的领域则是出口。

尽管尚无官方数据，但有充分理由推断，今年迄今为止的净出口增长可能已超过10%。

然而，净出口仅占GDP 1%多一点的份额，因此对中国总体增长的影响将较为有限。

上述考虑因素以及一些猜测表明，到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2%左右，明显快于面临收缩的其他主要经济体。

但是，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优质就业和财政支出。

地方债额度用完

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创造了超过1000万个新就业机会，超过了900万的官方原定目标。

但是过往经验表明，2.5%的GDP增长率，并不足以创造900万个高质量就业机会，许多大学应届毕业生确实也很难寻找到合适的工作。

事实上，今年中国的大规模就业增长，很可能是以拉低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

在财政方面中国需要增加支出。可以确认的是，财政部估计2020年中国的一般预算收入将达到21兆人民币（13兆令吉）左右，而预算赤字则为3.7兆人民币（2.3兆令吉），约相当于GDP的3.6%。

但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假设2020年将实现约5.4%的名义增长，远远超过可能的3%（2%的年增长率加上相当于GDP 1%的通胀平减率）。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赤字相当于GDP 3.6%的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减政府支出。

中国政府在2020年前三季度就这样做了，将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减少了1.9%。但这一下降与6.4%的公共收入下跌幅度相比还是太小了。

同时，地方政府还在持续通过为投资项目融资而设立的地方政府基金去增加支出（理论上，这些债务将通过相关投资项目的收入偿还）。

地方政府通过发行本地专项债券来弥补赤字。今年它们被授权发行总额3.75兆人民币（2.33兆令吉）的此类债券的额度已经用完了。

应调高赤字目标

中央政府已经发行了计划中的3.76兆人民币（2.34兆令吉）政府债券，以及总额1兆人民币（6200亿令吉）的抗疫特别国债。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进一步遏制支出。

相反，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政府必须调高其赤字目标，并在更具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还有举债空间

这种做法对中国而言风险极小。

该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仅相当于GDP的 52.6%，而且政府仍有大量空间去发行更多债券支持增长型基础设施投资。

此外，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水平；10月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仅为0.5%；而生产者价格指数自七月底以来一直处于负数区域。

加上该国成功遏制了冠病疫情，因此没有理由担心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出现通胀激增或财政状况严重恶化。

实际上，正如许多国家失败的紧缩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中国财政状况面临的更大风险可能来自于不支出。

当然，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挑战，如果想在未来几年继续实现经济增长的话，当局就必须继续努力应对这些挑战。

但这已经超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