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IMF）在其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顺带提到冠病疫情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影响，比之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当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之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却进一步走低。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疫情所造成的经济伤痕--尤其是巨额债务和对未来增长的投资不足--将在数十年内持续显现。

随着环境灾害的日益频繁和加重，此次疫情可能预示着未来的冲击。要知道冠病病毒并不是世上最后一种或最致命的病毒。

毕竟疫情远非影响低收入国家的唯一环境威胁。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再加上抗菌药耐药性、空气污染和铅中毒等问题都有可能严重拖累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

可以肯定的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发达经济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70%以上，但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疫情和其他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了解独特脆弱性

为了防止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扩大，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发展中经济体的独特脆弱性，并制定更有效战略来增强韧性。

冠病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死亡人数众多，但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其雄厚财政和货币资源以及疫苗获取渠道，去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自身经济的长期影响。

相比之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损害更为严重，持续时间也可能远远超过最初的预期，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将被逆转，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也将受到削弱。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既可能是由风暴和洪水等极端事件引发的急性风险，也可能是由天气模式的长期变化造成的慢性风险。

有形资产的损坏、供应链的中断和产出的减少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在那些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和资源有限的国家。

这些风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资本成本。理想状态下资本应从那些资本充裕的国家“从高往低”流向资本贫瘠国，因为那里的潜在社会回报更高。

资本向高处流动

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倾向于向高处流动，这主要源自于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风险和体制缺陷的感知，以及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而疫情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日益严重威胁则在强化这些趋势。

尽管发展中世界的宏观经济政策稳步改善，但这种情况仍在发生。皮萝什卡·纳吉·莫哈希等人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在透明度和问责方面，甚至超过了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

在2008年危机和冠病疫情期间，发展中国家央行一直紧跟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政策。但在疫情后，它们对通胀的预测更为精准，因此能够更迅速地应对物价上涨。

虽然这些改进并未大幅降低资本成本，但它们可能有助于解决另一个相关问题。缓解未来疫情和环境冲击所需的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依赖于以美元、日元和欧元融资但用当地货币收款的技术。

宏观经济管理的改善，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吸引力，减少货币错配现象。

适应和抵御气候变化的措施，要比减缓措施更难融资，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必要的收入来源来敲定合同。新创设的疫情基金，可以通过促进对疫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投资来帮助弥补一些融资缺口。但该基金的规模，不足以支持必要的气候适应和生物多样性恢复项目，也因此凸显出对额外融资机制的需求。

对于负担不起发电机、空气净化器、空调和防洪墙等个人保护措施的穷人来说，针对抗灾能力进行集体投资尤为重要。

必须吸引私人资本

以印尼的红树林为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树木可以保护那些经济脆弱的社区免受潮汐侵袭。

但是穷人更有可能将红树林消耗殆尽，因为他们将这些树木用作木柴和建筑材料，而且生活在地方当局重要生态系统维护能力较弱的地区。

为了构建韧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还必须吸引私人和机构资本。这就需要建立一些能够准确评估低碳足迹价值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市场。

各个多边开发银行尤其可以在认证此类评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能协助管理风险、动员私人投资、稳定资本流动并为评估适应性和韧性方面的投资创造新的工具。

与已经取得高收入地位的国家相比，发展中经济体业已面临着更为紧绷的环境约束，还背负着有限的全球碳预算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状况的承诺。

加强抵御未来流行病和环境冲击的能力，对于防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下降，从而保持全球整体增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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