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年半时间里，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一直受到需求和供应冲击--有时甚至双管齐下。

由此产生的能源市场波动既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失控状况，也是它的一个缩影。

随着冠病疫情在全球蔓延，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19年末的每桶68美元“正常”价跌到2020年4月的每桶14美元，随后又在两年后的2022年3月，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飙升至每桶133美元。

如今油价在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日益担忧中再次下跌，但如果中国经济能从其清零政策诱发的昏迷状态中反弹，那就有可能会大幅上升。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政策制定者又如何能在这种市场动荡中保持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关注？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波动如此巨大的一个原因是能源的短期需求对增长变化的反应要比对价格变化快得多。因此当出现能源冲击时就可能需要一场大幅度价格变化来清理市场。

而冠病疫情则是各项冲击之母，带来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持续需求变化。在疫情爆发前全球石油需求约为每天1亿桶，但封锁措施（和恐惧）使需求骤降至每天7500万桶。产油国无法集体快速关闭出油阀门（减缓油井的喷油速度并非易事）。

2020年4月20日，油价一度下跌至每桶-37美元，因为储油设施已经不堪重负，把油倒掉还得罚钱。

在疫情之前对新石油和天然气产能的投资已然不多，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响应全球范围内引导经济发展远离化石燃料的倡议。比如世界银行就不再为化石燃料勘探提供融资，包括涉及天然气这种相对清洁能源的项目。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投资和法规正在压缩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融资渠道，这当然也是原因。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制定一个可行的过渡计划以减少化石燃料依赖那就最好不过了，但这一直是项挑战，特别是在美国和亚洲。

西方导致乱局

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仍然占据着全球能源消费的80%，与2015年底巴黎气候协定通过时的份额大致相同。欧洲和当今美国（在拜登总统治下）的政策制定者们有着值得称赞的雄心壮志去在这十年间快速发展绿色能源，但却实在缺乏计划去应对疫情后的石油需求V型复苏，更不用说西方主导的对俄制裁所导致的能源供应乱局了。

对此的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制定一个全球碳价（如果征税被证明不可行则制定一个碳信用交易方案）。然而被通胀困扰的美国拜登政府正认真考虑反其道而行之，还呼吁国会免征联邦汽油税（每加仑0.18美元）三个月。

七国集团最近宣布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上限的方案，作为一项制裁措施是有意义的，但俄罗斯已经在向印度和中国大幅折价售油，因此这不太可能对全球油价产生多大影响。

对环境无裨益

就在不久前拜登政府还在利用其行政权力阻止美国化石燃料的产量增长。如今它却在倡导其他产油国提高产量，甚至是它曾以人权为由予以回避的那些--特别是沙地阿拉伯。

不幸的是，这种限制本国石油生产并吸收其他国家产量的高姿态对环境并无裨益。欧洲至少还有一个半连贯计划，但乌克兰战争使整个大陆--尤其是像德国这样已经废除核电的国家--意识到了距离实现清洁能源转型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与所有类型的创新和投资一样，绿色能源的强劲增长需要数十年持续稳定的政策，以帮助消除所需大规模长期资本承诺所面临的风险。

在替代性能源能够开始更充分地替代化石燃料之前，认为富裕国家选民会再次投票给那些允许能源成本在一夜之间暴增的领导人是不现实的。

转型不会无痛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成功迫使一些大学撤回化石燃料投资的抗议者，似乎并没有花费同样的力气在关闭供暖和空调上。能源转型必须推动，但这个过程不会是无痛的。

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绿色能源进行长期投资的最佳方式，是设立一个可靠的高碳价；诸如撤回投资倡议等噱头的效率和效果都要差得多（我还主张建立一个世界碳银行去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好让它们也能应对这一转变）。

目前尽管外界担心美国和欧洲经济可能出现衰退，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似乎可能保持高位。随着北半球夏季驾车出行季节开始，以及中国经济有可能从清零封锁中反弹，不难想象能源价格会继续上涨--即使美联储的加息会大幅削减美国增长。

从长期来看，除非化石燃亮投资大幅回升，否则能源价格看似依然会上涨，而从目前的政策指导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供应和需求的冲击很可能会继续搅动能源市场和全球经济，而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具备一颗大心脏去应对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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