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里克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最近联发了一篇文，题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增长战略”。

文中最具争论性的倡议，就是认为以工业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东亚式经济奇迹难以被复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新增长战略，应该聚焦与绿色转型相关的工业及劳力密集的服务业。

如此建议，几乎就是与过去的发展轨迹背道而驰。

二战以后的发展典范，无不以工业立国，视出口为驱动引擎。工业起飞不仅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城乡人口移动，也创造无数的新财富，激化国内其他服务行业的兴起。

工业制造一直以来也被视为知识创造及累积的关键渠道，所以强国之路离不开工业化，而工业的不断升级，从劳力密集、投资驱动到资本及知识密集、创造驱动，也是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晋升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

当然，工业化起飞及升级需要规模，而出口市场就是规模化的土壤，亚洲诸国陆续起飞，皆是得益于贸易全球化的崛起。

冷战期间，美国为日本、韩国和台湾打开市场大门、冷战结束以后近乎二十载的时间里，随着关税壁垒的逐一瓦解、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兴起、货柜集装箱化，跨国直接投资及贸易是齐驱并驾、相得益彰，横跨太平洋的国际生产价值链，也随之成型成熟。

中国入世贸以后的迅速崛起，更是投资及贸易超级全球化的强大催化剂。

全球化来到尽头？

如今的形势和当年已是大相径庭。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贸易占GDP的比例就出现下滑，美国如此，中国尤其不例外，仿佛是超级全球化来到了尽头，开始掉头了。

罗德里克早在1997年就出版了名为《全球化走太远了吗？》一书，阐述全球化对劳资关系及社会规范所带来的冲击，2011年出版的《全球化矛盾：民主与世界经济的未来》更是提出了有名的 “世界经济的政治悖论“，强调民主体制、国家主权及全球经济整合之间，三者只能择其二的矛盾。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印证了罗德里克的推论。与低薪的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挂钩，压制了美国普通工人的薪金增长，贸易全球化于是被认定为经济精英与蓝领之间收入严重不均、中产阶级的经济空间受到压缩的罪魁祸首。

大国互不信任加剧

英国脱欧与欧洲极右政党的崛起，也同样离不开群众对贸易全球化过度倾向资方利益的强烈不满。反精英及反全球化似乎成了发达国家的社会共识。

在票选的民主体制里，国家主权还是全球经济整合，显然是简单不过的选择题。

至于中国，国家主权无疑是凌驾于国际经济整合之上的，前者为体，后者为用，所以后者服务前者，只不过国家主权至上的考量和选票无关，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基因，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衍生，即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皆由国家控制。

后来发生的冠病疫情及俄乌战争，更是加剧了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各自推行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发展本土战略性工业的政策，中国有双循环、美国有通胀削减法案及技术出口管制、欧洲有开放性战略自主，彼此之间去风险化、全球供应链去中心化及短链化的风潮已不可逆转。

工业出口模式难再续

按此来看，罗德里克和斯蒂格利兹认为，以工业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将难以再续的看法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摒弃出口驱动，转向拓展内需市场，意谓着发展轨迹将朝进口替代工业前进。

奈何，历史教训几乎都对进口替代工业政策不利，拉丁美洲和东亚/东南亚之间发展的差异，就是最佳例子。

回看1933年，伦敦货币及经济会议结束以后，欧美各国重新回到金本位无望，随后逐一脱离金本位，摆脱全球货币整合对经济政策的牵制，挥别一战以前那五十年的全球化，把政策重心往国内经济倾斜。

但经济壁垒并无法稀释德意极右政党的统治，国家主权为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无法为国家带来安全，最终以二战结束。

历史何其相似，如今全球发展钟摆再次晃向保护主义，结局会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