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总量25%的比例，50兆人民币（约26.7兆令吉）的经济规模就有12.5兆人民币（约6.7兆令吉）成为政府财政，也形成了大国家、大政府、大支出的格局。

不过，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如何？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长久以来，很多地方、很多部门习惯于多要钱、多用钱，以至于多花钱少办事、财政资金滥用、浪费现象屡禁不止。

2013年，审计部门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2600亿人民币（约1390亿令吉），归根结底，触目惊心的“花钱无效”或者“低效花钱”是因为财政资金的分配、使用没能有效进行绩效管理。

近期，中国财政部开始“真刀真枪”力推预算绩效改革，将“花钱问效”落到实处。

据悉，财政部相关部门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就预算绩效评价开展合作。

中间环节繁杂今年6月，以贾康为主任委员的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开展了部门支出绩效指标体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课题的研究，成果有望于10月份运用于部门预算的审核环节。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此前曾表示，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公共财政预算收支中的绩效管理要求，为中国预算体制由传统预算向绩效预算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只1/3农金有效益

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国的财政资金使用需要双向改革。

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的重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当前的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就注定了财政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和腐败发生。

比如财政资金的中间环节太多，雁过拔毛，真到了基层的时候，所剩无几。

安邦在基层调研时了解到，中国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很低。

有政府官员表示，每年几千亿的涉农资金，大约有1/3在高层分配、部门和地区博弈时候就消耗掉了。

还有1/3由于决策失误、项目错误而被浪费掉了，真正流到基层发挥实际效果的资金只有剩下的1/3。

繁杂的中间环节实际上为财政资金“漏出”提供了大量出口，而减少财政资金转用的中间环节则能够有效堵住一些“漏洞”。

研究金人员费太低滋长腐败

但在另一方面，财政资金也有使用不畅的时候。

尤其是在政府对外采购服务、政府决策研究、科研方面的支出，存在另一种的低效率。

当前在科研领域，各种研究费用在“体内循环”的游戏规则下使用效率及其低下。

在不少的研究领域，在科目设置、报销制度上极不合理，人头费比重太低，报销形式上要求极严，结果导致大批科研人员把智慧都用在找假发票上，不仅是斯文扫地，甚至是“逼良为娼”。

高信任应宽松

财政资金使用的不便利，制约了国内高水平的专业研究的发展，不仅严重低估了研究人员的价值，而且还很容易滋生腐败，败坏研究风气。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更有效的制度设置。

有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所见，美国政府一项人文研究费用拨付通知上一共三行字：某教授的课题费用已通过批准，费用150万美元；其中60%是教授个人费用，完全归你支配，40%是聘请人员、组织研究活动费用；本研究为期两年，需要提交某种研究成果。

这些费用直接拨入研究者的个人账户中。

美国的各项研究发达，与这种灵活而又不失严谨的经费使用制度有关。

当然，这种宽松是建立在高度的信用制度及有效的研究评估基础上的。

大马供应服务开销太高

尽管马来西亚的财政收入占GDP总量的比重并没有比中国来得高（仅约15%），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亦面对着与中国相同的趋势，过去数年的稽查司报告就是最好的佐证。

逐步削减津贴，虽确实能减少政府的开支；但市场乐于见到的，还是政府如何以更公开与透明的程序，来处理财政收入中关于货物供应与服务的这一环节。

追加预算低效

以2015年财政预算案而言，供应与服务就占2739亿令吉总开销的约14%。

回顾过去多年的政府追加预算案，大多的款项都追加在这一环节上，反映出政府各阶层在资金使用效率的敏感度低。

然而，在政府极力强调开源节流确保国家财政与经济稳健发展的当儿，对于资金使用效率所投入功夫，却是相较不足。

换言之，无论是中国还是马来西亚，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亟需提高，以改善当前财政面临疏漏诟病。

在改革与转型迫在眉睫的当前，中国政府以设立相关的委员会探讨财政支出的问题，而马来西亚仍聚焦关注开源节流的层面上。

开源节流固然重要，但若实行过程缺乏上述提及的宽严结合双向改革，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依然将无法得到提升，最终将阻碍政府财政改革。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malaysia@anboun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