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关总署在本周三（13日）公布了中国去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以美元计，中国全年贸易额达3.958兆美元（约17.51兆令吉），按年下降了8%；当中出口降幅为2%，进口降幅则高达11%。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去年对外贸易的萎缩，反映着中国在新常态发展下，面对着内部与外在的挑战，即内在环境的结构性调整，以及美元汇率走强所带来的冲击。

在整体贸易表现都逊色的氛围下，无论是中国与东盟，还是马中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也毫无悬念地呈下降趋势。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仅达4721亿美元（约2.09兆令吉），较2014年的4803亿美元（约2.12兆令吉）新高下降了1.7%。

同时，全年数据也较双方设下的5000亿美元（约2.21兆令吉）目标，少了5.56%。

中国加大东盟基建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至东盟的贸易额是增加了2.1%；而进口自东盟的则下跌6.6%。

同时，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顺差也扩大至832亿美元（约3682亿令吉）的新高。

对东盟的贸易顺差是在2012年开始实现，并逐年扩大。

这种趋势显示了双边贸易的结构性问题，即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东盟的基建投资，从而带动着更多的出口活。

反之，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依然以大宗商品等原产品为主，相关产品价格广受市场供需与美元汇率等影响而表现低迷。

至于马中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在2013年与2014年连续2年突破1000亿美元（约4425亿令吉）后，2015年缺乏后劲，只取得973.59亿美元（约4308亿令吉），按年下滑4.6%，其中出口大马下降4.9%，进口自大马下跌4.2%。

不足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表现似乎逊于市场预期，尤其媒体曾报道大马贸易促进局（MATRADE）预测2015年可达1100亿美元（约4868亿令吉）的新高。

但大马安邦智库在上半年就已点出，只要当前的贸易结构与步伐没有给予调整，2015年将难以取得增长，甚至无法实现在2017年取得1600亿美元（约7080亿令吉）的目标。

剩余2年，若要达标，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增加300亿美元（约1328亿令吉）贸易额，这看起来是疯狂的事。

因此，目前能做的，不是盲目在竞逐数目字，而是进行结构性与步伐的调整。

关键点在于，马中双边设下目标，是否与当前贸易结构，以及政府未来的政策制定相符相成。

政策变动导致中印贸易反差

以印尼为例，中国与印尼在2013年10月签署了中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其中包括要让两国的双边贸易在2015年达到800亿美元（约3540亿令吉）的目标。

中印两国在2013年达到683.5亿美元（约3025亿令吉）的贸易新高，要在随后2年增加100多亿，看来并不难。

但事实上是，2014年下滑至635.8亿美元（约3034.67亿令吉），2015年更按年大跌14.6%，至542亿美元（约2398亿令吉）。

印尼禁矿类原料出口

而2015年3月的博鳌论坛，中印双方领导再次发表“中印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只是强调加强彼此的贸易数据，没有明确目标。

中印两国的贸易表现会出现此等反差，其因素在政策的变动。

印尼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中，矿产品占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但印尼政府在2014年宣布禁止矿类原料直接出口后，中印两国的经贸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加上过去一年多印尼盾汇年贬值，以及原棕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更是让中印两国经贸雪上加霜。

恐步中印经贸旧路

回到马中两国的经贸往来，若注意到两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似乎正在走上中印经贸的旧路。

除了机电产品与零件外，马对中出口的就是原油与相关产品、原棕油与相关产品，以及树胶与相关产品等。

上述产品都是容易受到市场供需、价格走势与汇率波动等影响。

因此，为相关产品提供增值服务，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建议。

但更为重要的是，马中两边政府、单位机构与企业，应该全盘掌握彼此的政策走向。这样才能真正发掘出提升双边经贸往来的机遇。

当中，用投资拉动贸易，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案。

在近期中国企业竞标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MDB）资产的趋势来看，中资企业若能善用相关的投资平台，无疑将会促进贸易往来，尤其基建投资需大量的建筑材料的进口。

另外，当前的数据显示，大马与东盟将近8成的贸易是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南方地区完成的。

考虑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区、长江经济带，乃至于一带一路（尤其西部与东北地区）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这些地区洽好又是大马相对的蓝海市场，或许可以在步伐上规划潜在的商机。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malaysia@anboun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