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房地产咨询公司高纬环球（Cushman Wakefield）在2月份发布的2017年制造业风险指数报告指出，马来西亚拥有优质基础建设服务，在贸易质量、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方面的整体物流表现，也高于许多国家。
在该报告的设立据点指数（Established Location Index）中，大马继续高居榜首，接着依序为台湾和中国。
根据该报告，大马能高居榜首，部分因素在于其相对较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有利于生产力之提升。
尽管在制造业设立据点指数上，大马高举榜首，但大马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从1999年的31%，下降至2016年的23%。
制造业比重的下滑，或许是由于经济发展转向服务业，但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大马制造业的增长率，却似乎远远落在后头。
当中的关键在于，大马制造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错过了转型的机会，即从低端代工生产商（OEM）转向原始设计制造商（ODM）的机遇。
走到转型临界点
但近年来，伴随着大马生产成本的走高，对外劳的依赖程度加重，以及周边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大马制造业已经走到一个必须转型的临界点。
虽然电子商务、现代化物流等新型业态近年来开始主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走向，可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依然是决定国家大多数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
不能否认的是，大马目前依然是投资生产型社会，并没有完全过度到消费型的社会发展结构。
在这样的趋势下，只是关注在服务业与新型业态的发展，而忽略制造业对社会的影响，是相对不太理智的做法。
因此，振兴大马的制造业，无疑将是目前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
但，振兴制造业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呢？
首先，振兴制造业需要可公平获得的、较低成本的金融资源。
国内私人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个经典问题，要振兴制造业，必须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
要使私人制造企业象大型企业或政府关联企业一样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银行融资，不要遭受融资歧视。
为此，大马的信贷政策和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应该有所改观。
其次，振兴制造业需要相对较低的综合成本。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房地产与楼市的畸形发展，普遍拉高了资产价格，显著抬高了产业发展的综合成本，再加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制造业造成了不小“伤害”。
城市化肯定会提升成本，但在房地产商、政府、银行等单位的“合谋”之下，成本上涨太快，资产泡沫遏制了制造业发展。
因此，要搞制造业，就必须维持相对较低的城市成本。
这也就是安邦智库（Anbound）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概念的原因之一。
职业教育不足
第三，振兴制造业需要有相匹配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制造业大国需要与之匹配的人才培育和供给体制，德国和日本就是类似的标杆。大马过去普遍依赖外劳的密集型工业发展，并没有关注在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
因此，在缺乏一个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下，制造业的发展自然后继无力。
第四，振兴制造业需要完善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
尽管大马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比周边来得高，但却没有形成一个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这导致制造业发展缺乏创新的思维。
振兴制造业亟需改善的不仅仅是上述几个要素，更重要的还是政府与人民的改变与转型的决心。
要重新振兴大马的实体经济，要迈向所谓的先进国理念，甚至的2050年转型计划，重中之重是要做强制造业，而这不能停留在空话、大话、愿望的层面，而要结合制造业需要的关键要素，落实到政策改进的行动中。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malaysia@anb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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