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是个经常被关注的课题。

不过，最近更是因为美国水丰技术公司（AquaBounty Technologies）4日宣布，向加拿大顾客售出一万磅转基因三文鱼，每磅5.30美元（约22.74令吉），而这是第一种获准上人类餐桌的转基因动物产品。这类的转基因三文鱼也是在等待25年的审批之后，获准摆上餐桌的。

这项消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而其中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声称，在1983年中国科学家即开始研究转基因鱼，而在1985年正式发表了世界首批转基因鱼培育成功的论文，比西方同行领先3年以上。

朱作言也说，中国的转基因冠鲤食品不但安全和生态安全评价以及生态安全对策研究符合国际法规要求，而且实验更为充分，数据更为详尽。

但是，基于中国现行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相关法规，中国转基因安全评价需要通过不同的阶段，而基于社会上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等原因，自2000年完成中间试验后就长期没有了进展。

涉及公众安全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机构安邦咨询则主张，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农产品转基因问题，而不是从技术层面来看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公众安全、健康、知情权、伦理道德、法律等问题，政府就必须加以干预和管理，扮演一个重要的仲裁者和监管者角色。

转基因农产品的商业化问题，目前在中国成了一个极为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有时甚至到了不可讨论的地步。

其敏感性和复杂性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利益问题，巨大的利益会引发激烈争议，甚至有上亿的掩口费之说。

二是政策问题，中国在转基因农作物研发、推广、禁止与许可、商业化、流通等各方面的政策并不清晰，也缺乏系统性，一方面存在政策缺失，另一方面在兼顾多方利益时，变成了摆平衡。

同时，政策执行也有问题，对于有明确规定的转基因政策，实际执行并不严格，更谈不上依法办事了。

三是公众知情与社会认知，中国这两方面都做得很不够，所以，在中国社会谈转基因问题，就好像涉足一个有凶险的江湖。

安邦咨询研究团队认为，从技术层面讨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将难以得出客观的结果。因为争议的双方都是利益相关方，会基于自己的利益来做评判。但对政府来说，从政策层面来理清决策流程可能更为重要。

在转基因争论中，科学家团体其实也是利益相关方，毕竟他们可能是转基因项目的参与者，也可能是基于研究和技术偏好支持转基因，还有可能是基于道德因素投赞成票。

所以，作为监管者的政府还是应该把裁判权抓在手里，只有政府才能相对中立地对转基因问题给出决策。

政府保持中立与裁判权

政府超脱利益来做出决策，基于多个国家的转基因政策实践来选择适用的监管模式，而把市场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这样也许会更加客观和科学一些。

因此，政府保持中立和拥有裁判权，应是面对转基因问题时的重要原则。

另一个原则应该是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

企业基于商业利益推动转基因农产品进入市场，政府也给予审批和放行，这时候就应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举例来说，对于所有转基因农产品或食品，政府应该要求商家在醒目的位置标明转基因食品，以便让公众做出自己的选择。

保护公众知情权，将市场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这不仅比拥有利益相关性的技术专家的评价更客观，而且也更公平。

转基因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关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因此，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应该确定转基因问题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出发点，以便在不阻碍科技发展和商业利益的同时，保护社会公众的健康和自由选择。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malaysia@anboun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