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不少城市都掀起了抢人大战，为此各大城市就纷纷推出门槛，为了在人才竞争中获胜，不少城市甚至不惜降低人才的门槛，有的城市甚至降低到中专学历的程度。

而在各行业，对于人才的竞争更是早于城市就已经打响，但是招到合适的人才仍然并非易事。

实际上，用人难现在是中国面对的普遍问题。以深圳特别合作区作为例子，从中国特区的发展经验来看，以往新区吸引人才的条件，其工资水平通常要高于正常水平的10倍以上，才能形成人才集聚效应。

只有这样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才能抵偿城市公共供给的不足，令人有欲望去克服生活的困难。而现在无论是抢人的城市，还是抢人的产业，其成本都在大幅上涨的过程中，早已经无力支付如此高的薪资和福利水平。

此外，高层次人才的供应更是大成问题。这个水平的人才，往往需要一定时期的工作经验积累，而这样一来，人才的背后就是家庭。

传统做法改变

过去招聘的都是普通工人，也就是所谓的普工，只要年轻稍加培训就可以工作了；现在招聘的每一个人才，实际都要解决家庭的安置问题。

就算是没有结婚的人，也要考虑未来很快结婚置业的问题，这一切都将导致安置成本以及人才成本会以惊人的速度上升。

中国老龄化以及少子化的现实，正在迅速改变中国许多传统的做法、经验和政策。过去行得通，今后可能行不通；过去成功的，今后可能会失败。

就产业园区尤其是新区的建设来看，今后在东南沿海的高成本地区，除非依托现有城市环境，否则新区建设将会遭遇人才困境。

实际上，一些劳动力供应量大而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化的进步，城市环境的改善，今后反而会比东南沿海地区更适合新区的开发和建设，他们将会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的热土。

“抢人”行业迟早没落

只要是继续依靠“抢人”来维持的行业，都会沦为夕阳行业，这是中国人口变动规律决定的事实。

按照一般的人口规律，开始的时候总是城市化，人口向城市普遍集中。不但中心城市的人口出现上涨，几乎所有地方的城市人口都一样。

在下一个阶段，按照人口规律，随着总人口规模的约束，一般城市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只有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得以继续维持上涨，部分城市出现人口荒的现象。

到了第三个阶段，由于人口总量以及老龄化等各种社会条件的约束，整体上进入人口停滞乃至人口萎缩阶段，这将导致即便是都市圈的人口也会减少，如果遭遇更高的人才水准要求，那情况就会更为明显。

比如日本，1970年至2010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4个百分点。在日本，人口长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聚。

农村也自身难保

1884年至1973年，东京圈人口占比从10.8%增至23.9%，大阪圈人口占比从10.5%增至15.0%，名古屋圈人口占比从8.3%增至8.4%。

之后，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中转为向“一极”集中，2014年唯有东京圈人口占比达28.3%。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占比从1955年的18.3%增至2015年的49.1%。

在中国，教育虽然极大的助力于城市化，从农村吸收劳动力，经过教育之后，再向城市输出人才，完成人才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化过程。

不过由于农村的劳动力和人口已经濒临枯竭，教育行业也将与其他行业一样面临人口压力，自身难保。

未来的中国，只有很少的选择，要么是输入外劳，要么就是输出行业，进一步的新区建设仅能在中西部的少数地区实现。

由于人口压力，中国已经到了输入外劳、输出行业的阶段，中国各地政策以及国家政策应该尽早设计和调整，适应形势的改变。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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