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理论，曾经主导了二战后数十年时间的学术殿堂，经济学家中的不少人甚至认为，这些古典理论，已经足以能够解释现实世界发生的一切。

而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开始动摇这种有些盲目的信心，保护主义浪潮席卷了世界，并且让国际贸易秩序处于混乱之中，甚至WTO组织等曾经得到多数国家承认并且接受的多边贸易体系，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但现在招致保护主义浪潮一致声讨和践踏的工业转移，却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19世纪，英国的制造业如同现在的中国和印度一样，也是加工型的制造业，英国从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将各种生产资源比如橡胶被运回英国，然后再制成各种商品，卖向世界市场。

所以，今天世界的制造业模式，其实是英国人发明的。问题在于现在颠倒过来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代替英国成为世界产品的加工和制造中心，英国自己的制造业不干了，转身从事金融资本服务业。

工业转移仅技术设备

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远比制造业要强的多，风险相对更小，来钱更快，自由市场经济中由商人完全主导，自然是什么赚钱容易就干什么，他们并不会关心工业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致命的真空”。

这种“致命的真空”是因为工业转移，并非是一个连续的良性过程，而且工业转移仅是技术、设备和生产的转移，生产劳工很难转移并且适应新的工作，因而在社会空间层面留下了可怕的产业真空，成为世界保护主义浪潮发育的沃土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专注效率的古典经济学，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更多的时候，古典经济学甚至认为这是社会学的问题。

其实，解决工业转移的后遗症，无非两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提升社会福利供给的水平，以帮助真空地带的人们生活，以福利换时间，进而让社会能够适应这种工业转移的大潮。在这方面有成功实践的例子，比如北欧以及欧洲国家。

第二个办法是，既然是工业造成的问题，那就设法让工业回来，特朗普政府基本就采取是这样的政策，否定了奥巴马政府走向福利社会的倾向。

不要以为只有极权政府才能左右工业的发展路向，实际标榜自由市场的民主社会，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点，强大而细密的法律系统加上执法体系，方向感十足的财政诱惑政策，躲在暗处但却十分有力的利率政策，再加上社会舆论以及政府的强烈呼声，这一切足以造成企业的恐慌，被迫重新考虑、调整工业转移政策。

阻止工业转移的发生，与政权性质以及意识形态并无直接的关系，而且民主机制越完善的社会环境，可能会造成越大的反转移政治势力，利用民主来反全球化。

建墙塑造有限自由市场

市场依旧是市场，只不过社会以及政府合力创造了一堵墙，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边界，隔绝了企业的自行其是，阻止了工业转移的推进，进而让完全的自由市场，变成了“有限自由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有限自由市场”的出现，总是与强有力的政府或是政权密切相关。当福利供给水平不能或是难以有效全覆盖的时候，就总是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出面来平衡企业利润最大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的著作《颠覆世界的城市化》这一本书里预言，未来的世界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扮演更积极的福利供给者角色，而有限自由市场的出现，表明这一趋势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只是政府能够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提升福利供给和阻止工业转移来实现。

世界是由人来组成的，人决定了企业，也决定工业，更决定了工业转移，忽略了人以及人性的理论，并非是真正的古典，人性将成为后古典理论的主体核心，今后的世界必将如此。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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