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病毒传染导致的全球疫情，未显示结束的迹象，冲击并且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产生制造了种种的问题。

此外，全球金融市场本身也面临着种种结构性问题，这一切由病毒传染触发引起，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了现在复杂的金融危机形势。

究竟应该如何定性这场危机？我们是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以国际关系为基础，以信息分析的研究手法来构建一个模型框架来认识危机和解构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

这个危机模型由五个部分的动力性结构来构成。

这五大冲突共同酝酿构成了一个类似“压力锅”的全球金融生态体系，成为全球市场动荡不安的根源因素。

1.资本与环境的冲突

首先，资本与环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地中海危机以及生物病毒危机。

地中海危机实际就是难民危机，资源枯竭以及战争，成为全球难民以及右翼势力得以崛起的动因，冲击着各国政府和政治倾向，主要影响的是各国政治。

而这次2019冠状病毒病大爆发，又向全球证明了生物病毒危机的严重性，资本无视环境，必然遭受惩罚，过去环境理论这次彻底显性化了。

2.过度生产与全球化的冲突

全球化加剧过度生产，而过度生产又抑制了资本回报，结果就是大量的产品竞争，谁的价格也上不去，今天全球同时存在太小的市场空间，消化过度生产的产能，以及有太多的资本投入，导致全球化和严重过度生产，比如说油价表现。

3.低利率与美元利益的冲突

低利率提供了更大的流动性，避免市场交易崩溃的风险，但低利率和负利率也使得资本泛滥，推动商业银行偏离传统性质，仅仅是负利率可能性这一条，就能吓坏不少美国商业银行。

而且低利率和负利率还从根本上降低了美元的价值，损及美元的长期回报和利益。

此外，美国的美元还与美国的利益产生矛盾，美国需要美元，但泛滥的美元却并不仅仅需要美国，还需要全球市场，低利率则扩大了这种矛盾。

华尔街对于低利率的担忧，就是一例。

4.资本与福利化的冲突

一个国家通过资本投入增加生产，创造商业机会推动增加居民收入的可能性，远低于一个国家福利化所能带来的收入提高的可能性，所以全球各国的福利化不可阻挡。

左翼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再起，而且全球各国福利化水平的差异已经导致了冲突和竞争，英脱欧就是一例。

5.社会制度和组织的冲突

新的社会发展条件正在崛起，冲击并且代替原有的社会秩序，在互联网普及之际，管制失效，社会动荡，对各国社会日益产生巨大的扰动。

同时，国际组织的官僚化倾向，与逆全球化的趋势叠加，导致各种类型国际组织的效力崩解。

具体到资本市场和金融交易，这一模型的结果预示着，完全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实际已经无法维持原有的资本循环体系以及模式。

五大冲突模型所展示的前景是大减值、大缩表、大清债、大破产，尤其是对冲基金，压力大到难以避免，让资本市场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沸腾状态。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malaysia@anb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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