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大流行，给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深刻的冲击。

目前来看，冠病疫情有二次蔓延的迹象，在欧洲、美国等地的病例数量，随着防控措施的放宽和天气的变化而再次抬头。

更多的市场人士，开始聚焦于未来的全球经济是否能够快速回升。

由于各国应对疫情的非常规政策，影响经济的长期因素还在逐渐累积和恶化，特别是财政开支扩大所引起的债务问题，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和格局演化带来深远影响，这意味着在度过短暂的流动性危机之后，经济恢复道路仍漫长而遥远。

短期来看，债务问题似乎并不迫切。招商银行的研究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和曾经爆发欧债危机的五个国家的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的情况，发现无论是占名义GDP还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均呈下行格局。

如此看来，债务危机似乎还有一段距离。

另一证据是，各国主权债务的CDS交易的价格，也说明金融市场并不预期一场迫在眉睫的主权债务危机。这应当归功于当前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降低了政府融资成本。

不过，极低的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的下滑相辅相成，表明有效需求的不足和经济增长的缺乏。

那么，各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将陷入悖论之中，要么接受低利率、低增长和高债务的长期共同存在；要么继续推动货币宽松，推动通胀水平的回升，以获得名义经济增速的提升并“抵赖”掉存量的债务。

但利率的上升，更有可能使得庞大的公共债务出现“爆雷”的情况，而且通胀水平的提升能否得到控制将考验各国央行的政策能力。

通胀若失控压垮经济

一旦通胀失去控制，利率的提升更有可能压垮经济和金融市场，全球经济将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时期。

公共债务的急剧增加可能带来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带来社会发展的变化。

不论是直接购买企业债务，还是向居民“派糖”应对个人财务支出，急剧增加的公共债务意味着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正变得格外重要。这势必将影响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走向。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最近也表示，公共债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可能还会演变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这意味着政府在经济中的主角身份的回归，历史将进入一个由强势政府主导的阶段，市场机制失去往日的光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变局”。

目前来看，在疫情不断持续的情况下，政府财政赤字很难受到约束。财政和货币的同时扩张，将带来货币价值和主权信用风险的积累。

脆弱新兴国危机增

世行和IMF等国际组织已经开始警告一些经济和财务状况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首先面临危机，实际上，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危机的苗头。

从根本上说，解决公共债务问题，化解主权债务危机仍然要靠经济自身的内生性增长，以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并削减赤字。

不过，疫情的多重打击正在给经济长期增长造成挑战。

由此看来，对疫情的控制是目前各国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迫的。

如IMF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随着冠病病毒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头等大事还是处理好公共卫生问题。

“唯有控制住疫情，我们才能减少不确定性，以及为重振投资、经济持续复苏与过渡到可持续及包容性增长模式创造有利条件。”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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