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兩字，意義深遠。有多少人，為了追求這看不到、摸不著的東西，窮極一生，甚至奉上性命。

然而，在最近的法國《查理週刊》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許多人開始站出來，包括媒體人在內，指責該週刊不應嘲諷、挑釁在先，甚至認為言論自由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拱手將這得來不易的自由讓出。

言論自由應該受到限制嗎？沒錯，言論自由是要負責任的，因此所有言論都應該建立於事實之上，或有一定的證據或數據所支持。言論自由的界線理應是劃在誹謗、誣衊之上，只要所發表的都是事實，則不應該受到限制。

在該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英國《查禁目錄》出版社首席執行員金斯堡便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看法，表示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是一個自由社會的基礎，而這是包括自由地發表、自由地嘲諷、自由地戲弄、自由地批評，即使這些舉動可能會冒犯到其他人。

我們可以不認同《查理週刊》低俗的嘲諷主義，也可以唾棄其挑釁的作風，但絕對不可因為如此而認為該週刊有錯在先，並將罪名冠在其頭上。

試想像，如果言論自由必須被過濾，社會只接受順耳的言論，而不再允許攻擊性逆耳忠言的存在，一切被認為會冒犯到特定人的言論都被禁止，這會是個甚麼樣的世界呢？

如果政府辦事不力，草菅國家資產，而人民或媒體卻不能作出批判，高官以“這些言論冒犯到我”來作為擋箭牌，這會是個甚麼樣的世界呢？

如果公司董事貪腐濫權，私下牟利，而股東卻只能以婉轉間接的方式提出質問，否則會被董事以“我拒絕回答具攻擊性的問題”來耍太極，這又會是個甚麼樣的世界呢？

“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這是愛爾蘭政治哲學家伯克的名言，也是社會各階層人士需銘記的道理。媒體擁有本身神聖不可侵犯的使命，絕對不可輕易捨棄這片言論自由的天空。

（星洲日報／財經小品：孔令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