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应不会沉沦，还是会继续成长，毕竟大马还不是阿根廷……”美国哈佛大学Harold Hitchings Burbank政治经济学教授柏金斯（Dwight Perkins）一句话道出大马经济现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而打破僵局的关键就是大量研发创新，但偏偏人力资本的匮乏正是阻挡我国经济持续前进的高墙。

柏金斯在谢富年东南亚研究所（JCI）与大马经济协会（MEA）合办的经济系列讲座中，将大马和韩国与泰国经济情况进行比较，藉此突显出我国经济发展当前的窘境。

他解释，会选择泰国和韩国与大马进行比较，主要是前者是东南亚与大马最接近的国家，而韩国和大马收入在1990年代处于同一条起跑线，只是韩国后来增速超越了大马。

“几乎所有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高点（1万至1万6000美元人均购买力平价（PPP）水平）时都难逃增速减缓的窘境。”

他说，大马在2005年达到关键门槛的上端，而泰国则在2004年到达门槛的下端，但两国实际增速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已出现疲态，也从此未再录得昔日的高增幅，而韩国飞速增长期在2001年（抑或1997年）在1万8000美元或2万1000美元水平告终。

韩成长超马泰

“从现有数据来看，大马和泰国纵然增速放缓，但两国仍将持续增长，并最终到达高收入国目标，而韩国只是较它们早到而已。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马过去10年出口增长减速，加上制造业占出口比重持续萎缩，服务业出口仍微薄的情况下，就连泰国过去10年的表现都比大马来得强。”

柏金斯认为，欲走出中等收入国家，这个国家若想持续仰赖出口来带动总体GDP增长，就需要提高自身创新的能力。

从经济学衡量增长的计算法中，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长能解释GDP增长的绝大部份原因，而TFP增长则仰赖研发创新，而非增长阶段初期的市场机构改善，但大马TFP每年仅录得1%增幅可能反映出这些机构效率不足的问题。

他表示：“现在的问题是大马是否有能力落实大量的创新，机构、支援基础措施是否足以支撑相关活动？

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大马的教育系统是否有能力生产推动创新所需的人才。”

培育人才最关键

“未来，我相信最大的问题是取得引领国家经济增长的创新人才，由国人领导的创新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但你要去哪里找到相关人才呢？”

他补充，大马的人才短缺问题除归咎人才外流外，教育系统的问题也是肇因之一。

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本是一家，但两家大学发展却天差地别，新加坡国立大学在《QS全球大学排名》排名第15位，马来亚大学的排名却是第114位。

若以72国参与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成绩来看，新加坡无论数学、阅读能力或科学均为全球状元，相比之下，大马在数学、阅读能力和科学的排名为第45、第50和第47位，而平均得分更低于500分的平均线。

须依分数分配科系

那么问题来了，我国大学该如何改革呢？柏金斯认为，美国大学以纯评分（Me r i t）为准的人才招募和学习环境是“理想”的人才培育模式，但并不适用于大马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仅能为他们梳理了未来的方向。

相比之下，他说，韩国大学的模式对大马更为“现实”，韩国大学招生模式与大马相近，均是通过国家考试进行，并根据考生分数进行科系分配。

大学应去政治化

“不过，韩国大学已全面去政治化，管理层都是通过院系选举筛选产生，任何的招聘活动都是以评分为准，并日渐加强海外招募工作，但大马政府却控制大学管理层筛选，而人员招募和招生的标准更多以种族为优先考量，评分仅为次要。”

他解释，尽管政府努力希望提高大学科系素质，但其中却涉及太多的政治因素。

“大马大学虽以绩效制作为评选管理层、科系和学生的标准，但非常显著的人口族群比例却遭排除在外。”

柏金斯指出，虽然大马政府努力去除族群和就业的关系，但大学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让原已享有特权的人继续享有特权。

“这就是为何大马大学变成现在样子的主要原因，若教师不是通过绩效制来筛选，这就是在欺诈学生。”

他说，大马政府并不需要改变扶持土著的政策，但需要改变“政治化”大学学生、管理人员招募的政策。

“我在几年前还很乐观大马将落实必要的改革，但我现在已不那么乐观了。”

政策偏颇
加剧人才外流

马来亚大学经济与管理系教授艾文特伦斯也赞同拥抱精英政策，并认为偏颇的政策加剧人才外流问题。

此外，他说，讲师素质和大学资助不足，将是打造更好的学术环境的障碍。

“大学资金大幅度削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

同时，艾文特伦斯也对政府建议大学商业化建议持反对态度，坚称这不是大学应该扮演的角色。

依企业需求提供学科

双威大学研究教授拿督陈达怀表示，大学需提供符合本地商界需求的学科，特别是机电工程（Electromechanicalengineering），主要是越来越多公司转向自动化来降低对外劳的依赖。

他认为，若我国教育系统无法培育出工业需要的人才，未来经济增长可能急速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