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条长期稳定、高效的融资渠道。

当前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及与之类似的信托产品，公开发债占比很低。

依赖银行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弊端很多。

第一是期限错配，以3年或3年以下的银行贷款支持10年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使得地方政府需要不断向银行再融资，而每一轮再融资无论对银行还是政府都有风险。

第二是地方政府面对短期还债压力，从而过分依赖土地开发，这就像一个紧箍咒，不断逼着地方政府拍卖土地，同时又担心地价下降，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不能够按照应有的长期规划来进行土地开发。

第三就是由于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银行贷款，而这些投资具有政府背景，在资金来源上具有优先级，在相当程度上挤压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往往不得不以很高的利率为代价融资，这就拉高了整个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

当前非常荒唐的格局是，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但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而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15%左右，其贷款利率却普遍在3%-4%的水平。

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机制创新，通过创新为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打开融资渠道。

首先应该允许宏观杠杆率有所提高。当前中国的杠杆率，即贷款余额加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90%。

国际上很多人认为这个比重太高，但是必须注意，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50%，用这些储蓄去支持占GDP约190%的债务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些债务的年利息顶多是GDP的19%（按照名义利率10%的上限计算）。

美国经济的杠杆率是250%，但是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5%左右，更何况，美国还是一个以股权等直接融资市场为主的经济体。

调整债务结构

根据这个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杠杆率按照比较保守的计算应该提升至300%。

其中的关键是调整债务结构，本质上讲，需要把部分公共消费性基础设施投资由银行贷款转变为低利率的政府性贷款，或由政府担保的借款，由此释放银行贷款潜力，让其更多地为企业服务。

具体说来，首先应该逐年增加国债的发行量，使国债占GDP的比例从当前的15%提升到50%。

可以用净增发的国债收入建立专门的国家民生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类似于国家开发银行，但其功能更加单纯，就是专门评估地方政府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使用情况。

国债明年上看6223亿

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2014年可增加9000亿人民币（约4667亿令吉）的国债规模，2015年，在此基础上还可再增3000亿人民币（约1556亿令吉），即1.2兆人民币（约6223亿令吉）。

以此类推，中国经济未来5年大约能形成一个7兆人民币（约3.63兆令吉）以上的不断滚动的（发新还旧）投资基金，用于长期支持民生性项目投资建设。

第二，已发的、地方政府所借的债务，应该及时地转为地方政府的公开债务（由中央政府担保），但地方政府也需要同时公开自己的财务信息和资产负债表。这样可以形成社会对地方政府财政的监督机制，这也是一个机制的创新。

第三，应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逐步降低银行贷款存量占GDP的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130%降低至100%的话，将有助于化解银行的金融风险，更可以解决经济增长对货币发行依赖的老大难问题。

降融资成本为转型铺路

换句话说，通过以上运作，可以逐步将货币的部分功能调整为由国债等准货币类金融工具来提供，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风险大幅度下降。

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由银行发出的基础设施贷款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应该允许银行和信贷公司进行一定的重组，允许部分的项目和产品违约，这样才能够给金融系统消毒，逐步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总之，中国经济未来仍然有大好的发展前景，而当前能够看到的最大的新增长点就是长期的、可持续性的、民生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设施投资。

为了释放这一增长潜力，必须从现在开始在融资渠道上进行创新，要在中国建立大量的国债等准货币金融工具，以比较低利率的长期债券来支持大量的投资，以此打通企业融资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