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竞赛的神话（上篇）

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警告：“中国政府正在打一场代际战争，要在经济和科技领导权的争夺中超越我国（美国）。要超越美国，他们需要实现尖端技术的跃升。”

诸如此类的预警充斥着华盛顿。除了贸易战，美国和中国还陷入了一场更深刻、更持久的科技之战。

中国领导人将本国科技发展列为国家重点工作，2006年就提出了促进“自主创新”的国家政策。2015年，中国又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

这项为期10年的工程，意欲提升10个高科技行业的中国制造，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

据中美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前成员帕特里克·穆洛伊的说法，中国的不断扩张的创新政策，是“实现全球霸权的大战略”的一部分。

但对于西方的中国野心妄想症，大部分分析员都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的科技比较优势和美国不同。

中国善于应用技术改进商业模式，比如在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领域；而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无可匹敌的先进技术基石，也就是基础科学研究领先者。这一根本性区别意味着中美科技竞赛的零和博弈思维是不正确的。

回归基本点。

在西方，“科技”一词总是让人想起令人炫目的精巧发明，如飞行汽车和能思考的机器人。冷战期间，最生动的科技造诣的写照便是苏联将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即所谓的史普尼克时刻。

但在平均收入较低也缺少基本基础设施的新兴市场，“科技”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词汇，而是一种务实的工具。

新兴国也负担得起

以无处不在的手机为例。手机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设备，即使是穷人也买得起。有了手机，你就可以打电话，接收信息，小额贷款，做些小本买卖。

这种轻度科技（modest technology）的扩散可能随后孕育全新领域的创业潮：金融科技、尖端科技、健康科技等等。

除了“高大上”的标签，还有数不清的例子，企业家用已广泛普及的现成技术加强商品和服务的运送和实现。如此，他们方便了交易，刺激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一些中国最大最著名的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小米和美团等，都遵循这一基本轨迹。

中国民企非国家队

与西方的成见相反，阿里巴巴不是靠中国政府精选扶持而成功的“国家队”。

作为一家新兴行业（电子商务）的民营企业，阿里巴巴实际上面临中国有关部门的强大阻力。比如，2014年，国有银行试图阻挠阿里巴巴的余额宝系统，限制转入在线账户的资金额度。

余额宝允许用户投资资金和在线支付两不误。

据一位当时的资深国家媒体分析员，余额宝是必须扼杀的“吸血鬼”。

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科技初创企业，能做大不是因为国家力挺，而是因为灵活调整服务顺应中国消费者的需要。

相反，美国的阿里巴巴--eBay坚持一刀切的商业模式，最终失去了市场。

我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采访发现，政府对所谓的冠军的支持都是在它们依靠自己取得成功之后。它们的优势来自通过竞争而不是国家保护创造的价值。

美国依旧强大

这些例子还说明了为何区分种子和应用创新很重要。美国在两方面都很强大。

它尤其能主宰基础研究：它的大学在所有科学领域都能执世界之牛耳；它的公司巨头投资重金于研发先进产品；并且这两个部门都吸引着全球最优秀的人才。

此外，美国学界和商界相辅相成，具体的写照便是斯坦福大学孕育出日后成就硅谷的科技。

中国国家计划者明白，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压倒性优势让它能够主宰科技供应链的上游，而美国政府严密保护着这一地位。

在试图赶超的过程中，中国采用了各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支持国家选择的高科技行业。但这一争夺世界主导权的顶层战斗蒙蔽了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商业化。

创新的独角兽

以各国科技“独角兽”（估值达到10亿美元的民营初创企业）组成为例。据2018年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报告，只有美国的独角兽数量超过了中国。

但中国独角兽在电子商务和游戏行业的比重最大（58%），而美国独角兽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和软件。

此外，中国总研发支出正在快速赶超美国，但基础研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比，仅略有增加，仍只有美国2010至2017年水平的四分之一以下。

另一个突出的区别是我称之为深圳“模块化制造”的自下而上的涌现。深圳位于广东省，人口1300万，它曾经是假冒外国消费品和奢侈品的中心，而现在被一部纪录片称为“硬件硅谷”。

在大型小商品市场华强北，购物者可以所有想象得到的电子部件。

拜这些市场的出现所赐，全球各地的发明家和企业家都能更加便宜和迅速地制造原型机。

初创也能有品牌

深圳硬件生态系统的崛起形成了全球性影响。如今，所有国家的初创企业都能创建自己的品牌，在深圳小批量生产，并向利基市场出售。

一个例子是创立和总部设在法国的智能手机公司Wiko，其产品在深圳制造。Wiko创立不出两年，Hacked Matter智库的李大维报告其捕获了18%的法国市场，是法国第三大手机品牌（前两位是苹果和三星）。

摆脱跨国公司主宰

换句话说，近几年来在深圳兴起的模块化制造系统正在颠覆传统的全球大生产模式。后者此前被大型跨国公司所主宰，这些公司支撑起一条消极供应商链。

发布、包装和生产新产品的能力正在被一座中国城市静悄悄地在全球层面上“民主化”。这一创新运动初起时毫不起眼，更不用说获得北京战略大师们的支持了。

类似地，自上而下的中国创新现实也很少能够直达华盛顿的权力场，或者受到主流西方媒体的关注。相反，分析员继续用冷战的语言描述中国的科技进步。

最近的《福布斯》评论便是明证：“这着实是美国的史普尼克时刻，像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进而在太空竞赛中击败美国时那样为美国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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