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经济衰退，国家银行都是降息应对，从无例外。

即使经济渡过了不景气而进入复苏期，低息政策一般上都会再维持一段时候，为经济提供一个更有利于复苏换扩张的宏观环境。

当包括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在内的总需求大肆扩张，雇用了所有闲置生产资源，推动经济景气循环，并预期会推高核心通货膨胀率（即不包括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价格变化）的情况下，国行就会开启升息政策。

国行升息不仅是为了给景气循环降温以压制通膨的出现，同等重要但又鲜少被提及的原因，就是为下一次经济不景气做好准备。

这回利息能升多少，下回调降的空间就有多少；货币政策抗衰退的空间越大，经济处于不景气的时间就相对要短一些，人民吃的苦也就少一点。

就此前文“国行货币政策近局限”提出了这样的观察，即经济景气触顶后走下坡前的政策利率水平越来越低。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7.6%，至2008年全球经济大衰退前的3.5%，再到2020年疫情爆发以前的3%，国行能降息抗衰退的空间不断萎缩，而财政政策需要承担的经济调控重任也就更大。

但这是有代价的。于衰退期间的大幅度扩大的财政赤字和举债，需要在经济不景气结束后逐渐被填补，而修正的程度则取决于私人部门扩大消费与投资的速度。

后者要以龟速前进，财政赤字的缩减程度也就得缓一缓，以防经济扩张骤停，而整体总需求的缓慢扩张也只能让政策利率常处低水平。

结果，下一次经济危机重临之际，货币政策因为利息偏低而子弹不足，财政政策也因整顿不利而“没钱”再推赤字预算，经济就呜呼哀哉了。

避免货币财政政策溃败

要避免货币、财政政策双溃败，关键是私人部门投资的力度，尤其是与提高劳动生产力相关的投资，例如机械、器材等有形资产，研究与开发、数字能力等无形资产，以及聘用专才和购买中间财等所需的运营资本。

只要投资动力足够强大，总需求就能在财政减赤下持续性扩张，并进一步强化生产力，推高投资回报率，和拓展国家生产潜能。

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即便通胀率因总需求和总生产潜能同步发展而鲜有波动，国行还是可以顺势升息而不折损经济扩张的动力，为下一轮经济不景气筹足子弹。 

于此，国行无需作壁上观，甚至可通过央行贷款政策更积极参与推动私人部门具生产性的投资。

举个例子，虽然国行现有的微型企业融资（MEF）、高科技融资项目-国家投资愿望（HTF-NIA）、中小企业自动化与数字化融资（ADF）总规模达24亿令吉，对于一个仅是运营资金需求就达4000亿令吉的国家而言，那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有资金才能滚动投资

如果国行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等贷款受担保的部分，通过贴现窗口以贴现率抵押给国行以取得另一轮的资金做进一步的放贷直到担保贷款耗尽的话，用于行业升级的融资就能大幅度增加，突破百亿。

资金到位了，具生产性投资才能向前滚动。

换言之，积极的央行贷款政策，可以是甩开掐着国行涨息脖子的重要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