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近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发生在一个当今许多最紧迫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冠病疫情）从根本上都是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全球性问题的时期。

那些疫苗匮乏国的民众--其实就是生活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之外的全球三分之二人口--所酝酿的愤怒可能很快会反过来困扰一众富裕国家。

美国总统拜登解决美国不平等问题的宏伟计划是值得欢迎的，但前提是政府能够通过增加税收或推高增长来支付其长期成本--当然这两点能否实现还是未知之数。

规模较小但依旧重要的下一代欧盟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欧盟成员国）也是如此。

生活在发达经济体中的那16%人经历了一场艰苦的疫情，如今正盼望着一场复苏，而拥有全球另外18%人口的中国则是第一个实现反弹的主要经济体，这主要归功于其更好的流行病准备工作和更强大的病毒遏制能力。

那么其他人呢？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所强调的那样，全球当前存在着一个危险的分野。

骇人听闻的印度冠病爆发潮很可能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未来状况的预演--那些地方的贫困率都出现了暴增。

至少在2022年底前大多数国家都不太可能恢复到疫情前的产出水平。

直到最近，21世纪对发展中世界来说一直是个看似远比1980和1990年代更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故事。但当富裕国家忽然意识到遏制疫情和迫在眉睫的气候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努力时，冠病危机却已经袭击了那些较贫穷国家。

而在这个被疫情揭示的全球不平等现象激怒的世界里，遏制恐怖组织和无赖国家行为者所需的合作就更没法提了。

利率走高多国或违约

更糟糕的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是背负着急剧增长的外债进入这场疫情的。隔夜货币政策利率在发达经济体中可能是零或负值，但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平均高于4%，而发展所需的那种长期借贷则成本更为高昂。

包括阿根廷、赞比亚和黎巴嫩在内一些国家已违约。当不均衡的复苏推高全球利率时，可能会有更多国家违约。

因此那些较贫穷国家哪里有钱采购冠病疫苗和出台救济措施，更别提向绿色经济过渡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面临着寻找解决方案的巨大压力，但至少在解释这个问题方面做得很好。

应资助疫苗接种

然而，这些组织都缺乏处理这种规模的挑战所需的财政结构。新分配的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资产）可以在短期内有所帮助，但这一工具过于粗糙且设计不当，无法常规反复使用。

二战结束后成立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主要作为贷款者而存在。但正如富裕国家在疫情期间直接给本国公民打钱那样，发展中经济体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

更高的债务只会加剧疫情后可能出现的违约状况，尤其考虑到确定各种公共和私人贷款者的偿付优先权方面所存在的困难。

对此斯坦福大学教授杰里米·布罗和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直接赠款比贷款工具更干净利落，因此也更为可取。

数十亿费用微不足道

那么该怎么做呢？首先，富国需要为发展中经济体免除疫苗接种费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为多边冠病疫苗实施计划（COVAX）提供全部资金来实现。

与富裕国家为减轻疫情对其自身经济影响而花费的数兆美元相比，计划所需的数十亿美元费用简直微不足道。

先进经济体不仅应当支付疫苗费用，还得为疫苗的输送提供大范围补贴和技术援助。考虑到许多原因，尤其是鉴于必将在未来爆发的下一场疫情，这将会是一个比从疫苗开发企业那里攫取知识产权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同时，那些准备花费数兆美元发展国内绿色能源的发达经济体应该能每年拿出几千亿美元支持新兴市场的同类转型。这类援助资金可以通过碳税来筹集，且最好由世界碳银行这个专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去碳化的新全球机构作为中介。

同样重要的是发达经济体应保持对全球贸易的开放姿态，因为这正是各国不平等状况得以收窄的主要因素。

各国政府解决国内不平等问题的手法应该是扩大转移支付和社会安全网，而不是设置一些使非洲和亚洲数十亿民众陷于不利地位的贸易壁垒。同时这些民众也将从世界银行下属援助部门--国际开发协会--的大幅扩张中受益。

解决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或许是眼下的政治需要，但消弭更为巨大的国家间差距才是21世纪维护地缘政治稳定局面的真正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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