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土著议程本来也不是个零和游戏，因为土著的经济蛋糕要能扩大，它所带来的财富效自然也会外溢，通过消费和投资让包括非土著公司在内的群体受惠。

即便是在“大马一家”的理念下，除了惠及全民的政策以外，依各种族所需而发援助也不必然具歧视性，正如兄弟姐妹之间的状况不一，给予的关怀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但数十年来，扶弱政策争议不断，关键就在于政策的关注和资源的分配出现严重性的不对等，从财政拨款、政府采购、发展项目、大学入学机会到华小增建，举凡涉及资源分配的决策，非土著无一不感受到歧视性差异。

日积月累，所有短暂的援助均被土著视为不可夺的特权，长期的差异性对待则让政府公信力于非土著心中长期面临赤字。族群之间的收入不均等，也许可以被扶弱政策抚平，族群间的国家认同不均等却堪忧。

归根究底，土著扶弱政策依然存在的理据就是土著股权目标，只要土著30%的市场股票拥有权一日不达标，现有的土著扶弱政策就有延续的必要。

换个逻辑方向来思考，这是否意谓着为了让现有的扶弱模式得以延续，以便让既得利益者在政治恩惠下仍能继续寻租，30%股权成了永远不可能被实现的目标？

根据刚发布的第十二大马计划，土著的上市公司股份拥有权于2019年仅为17.2%。30%股权目标源于1970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为何历经50年的无数努力，土著股权占比依然偏低？

我们并不知道个中缘由，因为所有有关于的市场股权依族群分配的数据都源自于官方统计，其背后的计算法也不得而知。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官方统计以外的叙述。

30最大股东看端倪

为了得知一二，我翻看了892家于大马股票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在2019年公布的年报表，针对每一家上市公司的30最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依族群组别做了统计，并根据股份持有占比计算各股东所享有的资产和税前盈利，最后推算出各族群通过股权持有所创造出的财富。

由于30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就占了主板总股权的73%，其所享有的资产和税前盈利份额，也分别占了总额的80%和95%，所以透过30最大股东的视角来检视土著30%上市公司股权目标，是既直接透明，也具代表性的方法。

我先为土著个人直接持股的组别做了统计，股权占有比为6.21%。如果把通过土著股票信托公司（Amanah Saham Bumiputera）间接持股的份额也包括在内，土著个人持股权就达12.24%。

要是我把包括了土著信托会（Majlis Amanah Rakyat）、州发展机构（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和国民投资机构（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等与政府相关的机构所持有的股权也一并计算在内的话，土著股权持有占比就有30.43%。

摒弃授人以鱼政策

根据新经济政策原来的文献，土著30%股权目标可分为两个次目标：一为土著个人直接和间接持股份额达到7.4%，二为以推动土著议程为目的的政府机构的持股权达到22.6%。

以此推论，于2019年我们不仅完成了30%的总目标，即便是12.24%的个人持股权，也已经远超7.4%的次目标。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发现，是那6.21%的土著个人直接持股所创造出来的盈利占比仅有1.88%，和华裔个人直接持股35.82%并占有市场总盈利的37.82%相比，那是严重的失衡，也意味着股权创造财富的能力不足。

持股从来都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创造和分享财富的手段。既然股权目标早已达成，土著议程的推动有必要改弦易辙，摒弃授人以鱼的股权政策，授之以渔才能强化土著创造财富的能力，实现有意义的繁荣共享。